“赤壁”与“戟”一并提起来，总会让人们想起“折戟沉沙铁未销”这句千古佳句。实际上，正是杜牧的这一首诗的出现，才开始将铜雀台与赤壁之战联系起来，也成了三国文学表现中“铜雀台”与“赤壁”的一道分水岭。
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田晓菲在这本《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中通过以文学作为切入点，以贯通古今作为建安七子、铜雀台、赤壁等三国重要意象的理念依据，以微观解读和宏观探讨相结合的方式，来深刻讨论“建安”与“三国”在文学和文化史上被一分为二的现象。
正如田晓菲所说：“检视一千余年以来这一传承与再造的过程，是我身为现代人，对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当下的文化感到的责任。”以此为基本出发点，田晓菲在她的作品中以“时代的责任”揭开“时代的讯息”，打破遥远的“三国想象”中雅俗之间的壁垒，重塑后世心目中的“三国”的历史构建过程。
实际上，关于这同一时期的不同称谓的想象，在很大程度是来自于后世文学研究中所强加的人为隔离——“‘建安’令人想到衣蛾文化繁荣的时代……提到‘三国’人们则主要会想到汉末的军阀混战、合纵连衡、运筹决胜与武艺将略”，明明是同一个时期却造成如此天差地别的联想，田晓菲在书中细数千年以来的种种三国意象，重回这种分解和隔离的历史现场，揭露这一文化现象的历史真相。
只要提起“建安”，最具代表性的一定要数“建安七子”，实际上，“建安七子”最早作为一个“组合”出现，是在曹丕的《典论·论文》当中，他在文中列举了当时最优秀的七位作者，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建安七子”，而曹丕在写著这部作品的时候，七子均早已过世。
所以，“建安”也就出现了双重含义，一则是东汉末年作为政治时期的建安，而另一个则指的是“文学的建安”，当时正爆发瘟疫，任谁也不会想到，这一场瘟疫竟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就是“建安七子”这一文学意象的诞生。正如田晓菲所写，“年的大瘟疫是‘七子’得以不朽的契机和前提”，而曹丕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创造出这样一个文学经典，既是怀旧，亦是对死亡与无常的思考的一种联系，所以，后世所传颂的“建安风骨”，实际上是在一种怀旧情绪和对“不朽”的欲望的影响之下产生的——“作为文化时代的‘建安’，从一开始就是在缅怀和哀悼中诞生的”。
任何朝代的文学其实都绕不开与政治的关联，建安也不例外。田晓菲在书中以曹植的一组诗为例加以分析阐释，其中“西顾太行山，北眺邯郸道”一句中，“太行”“邯郸”虽看起来是两个地名，但结合其语境和历史典故则可以看出其中的政治意味，比如“太行山崩”就被视为曹魏灭亡的征兆，所以，正如田晓菲所写，“邯郸、太行二句诗里，存在着一个非常丰富复杂的文本网络，太行既象征着长生不死，也和曹魏政权的短暂联系在一起”。
建安七子的“死亡诗社”由曹丕在缅怀和哀悼中创造，又以曹植诗中死亡与无常的意象作结，冥冥之中形成了一个闭环。
在对建安文学的讨论中，“文人/文学集团”的说法非常常见，但在这本书中，田晓菲对于这种说法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见解，她认为“文人/文学集团”的主要成员是作为“文学侍从”的建安诸子，这与现代学界中“个人的自我觉醒”有违，不利于我们真正理解建安。
“七子”之间本就有所不同，“七子”圈外更还有很多作家，而且，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仅代表着写作方面的才能，同时还是一种官职名称以及“文化学问”的象征，这在主公、臣僚与群落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
但田晓菲所强调的并不止于所谓的自我觉醒，而是群落的重要性，以及为了实现群落构建，写作作为其手段起到了怎样的重要作用。所以这里的群落所指的并非是“文人集团”，而是一个社会政治性的集体，处于“群落”中的人们兼具文人与政治的属性，“既是处于文化追求，也是为了政治目标”，甚至曹丕对于“建安七子”文学意象的创造，除了是对亡友的缅怀与感伤之外，本身就是政治。
田晓菲还以王璨为例，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释，王璨一般被视为邺下“文人集团”之首，但又绝非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他的事例具有代表性，田晓菲给出了一个非常有重量的评价——“他是前代文化记忆与文化知识的传递者，所做之事是重要的文化事业，包括但不限于文学创作”，然后就此引出关于群落之间礼物馈赠、书信往来、欲望与交游等方面的诸多讨论，比如作为社会关系中心的礼物馈赠，不光可以表示友好，在很多文化里，它也是炫耀、说服、展示权力。
与此同时，正因为有了“建安风骨”一说，后世研究学者将目光更多地聚焦在了曹魏，而自然而然地忽视了吴蜀两国。于是，田晓菲以文本产生丰盛的吴国作为“南方视角”进行观察，对于三国时期的文化张力做出了一次视角独特的重新考量。
田晓菲在宏观处以三国的几大重要意象为主线，在微观处以一块玉佩、一把羽扇等物件作为切入点，细细讲述了赤壁那一把“沉沙之戟”是如何将“建安”与“三国”割裂出来、一分为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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