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诵”字的原意即大声背诵。古人的背诵能力，今天看来很让我们大吃一惊。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五岁时，已经能够背诵五经。有一天，他问老师说：“从来都称六经，为什么只读五种？”老师回答：“《春秋》不足读也。”这在当时人中是很流行的一种看法，最典型地反映在王安石把《春秋》称作“断烂朝报”的评语中。可是黄庭坚说：“是何言也。既曰经矣，何得不读？”据说他于是“十日成诵，无一字或遗”。
宋代江阴有一个姓葛的秀才，有一次，他去拜见地方官。在候见厅里，他碰到另一名“意像轩骜”的士人先已等在那儿。这位葛君便很恭敬地向他作揖问候。对方见葛君穿戴贫寒，有点看不起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葛君非常不满意。坐了一会，他便问道：“你来见地方官，有没有‘衔袖之文’？”这是指古代士人为求长官、前辈的赏识，在见面时向后者呈献的代表作品，也叫“行卷”。那人自然没有忘记带着它。葛君便向他要求看一看。那人素来自负，于是很得意地拿出自己的行卷给葛君。葛君接过来“疾读一过”，口称“大好”，当即交还。不一会儿，两人一起见地方宫。眼看谈话就要结束，葛君突然说：“我这些不成样子的文章，都被这位老兄占为己有。刚刚他呈献的那些篇章都是我写的。我可以当场背一遍，以作证明。”然后他就高声背诵起来，居然“不差一字”。在座的人们都信以为真，纷纷责备那个真正的作者。“其人出不意，无以自解，仓皇却退。归而惭恙，得疾几死。”
有关葛秀才的传闻之词，未必完全真实。但是，当时人们的记诵能力强过现代人许多，则肯定是事实。在印刷术普及之前，更不用说在纸张取代竹帛成为最基本的书写材料之前（此种取代之完全实现要晚至两晋之际），也就是当人们在一生中只有很珍贵、很稀少的几次机会能够接触到典籍的时候，人记诵文本的潜在能力就被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了。这种能力不但在少数人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同时对很大一部分读书人来说，它也是一种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证据呢？只要回忆一下唐人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宋人所谓“焚香礼进士，嗔目待经生”，个中的道理便可看作最硬朗的证据。人们对科举的两个主要科目的重视程度大不一样。进士的取录标准是文学创作的才能，所以进士科成为展示读书人才华的主要竞争科目。考的人多，录取难，中选者也更受社会的尊敬。明经科考的是记诵，可谓“手抄义疏，口诵集解，心熟笺注”，所以被当时人看作是一条“舍精就简，去难从易”的晋身之路。可见记诵已经变成古代士人的寻常技能。因此可以断言，古人的记诵能力普遍地优于今天的人们。
记诵潜力的发挥固然与典籍难求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古人的读书传统中，记诵又远远超出了用以机械地保存典籍文本的一种方法或手段的意义。朱熹说：“读书须成诵，方精熟”，就是这个意思。
举苏东坡为例，有一个夜晚，他在《赤壁赋》中提到过的“雪堂”内，再三再四地诵读《阿房宫赋》。每读完一遍，即反复咨嗟叹息，至夜深时分还不肯罢休。这就苦了在外间侍候的两名陕西籍老兵。主人不就寝，他们当然也只好干等。其中一人长叹说：“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另一人说：“也有两句好。”先说话的这位大怒道：“你又理会得甚底？”答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原来他是将杜牧的这两句话，当作了宣泄自己怨气的寄托。
所以，成诵的目的，主要还不是为了简单地复制一个文本，而是为了在“精熟”的程度上充分地对它加以解读。它不是一种储存书籍的方法，而是一种读书的方法。
◎本文原载于《解放日报》（作者姚大力），原文有修改，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