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灰蒙蒙的天空中，雨下得又细又冷。赶路的行人亦步亦趋，神情凄迷，烦闷不乐。他们向当地人询问哪里可以买酒浇愁？牧童笑而不答，只缓缓伸手指向远处的杏花村。
晚唐的大诗人杜牧这首《清明》，借潇潇雨景写出了羁旅行人不能与家人团聚，漂泊无依的凄苦。可实际上，这首诗写的不仅仅是行人的旅途寂寞，更是杜牧自己的人生逆旅。
每到清明节，大家都会想起这首诗说杜牧“人生逆旅”，估计很多人不会同意。毕竟杜牧26岁就高中进士，大半辈子都是养尊处优的官员。而且，他任职之处大多在江浙等富庶地区，不像苏东坡动不动就被弄到偏远地带。
而杜牧本人，看起来也活得潇洒自在。他是风月场的常客，写下的诗句多以风流著称。
所以，在我们很多人看来，他就是活脱脱一个人生赢家。哪来的愁苦，怕不是无病呻吟吧！
用一般人的眼光看，杜牧确实是人生赢家，可心中的苦闷只有诗人自己懂得。杜牧写这诗时，已经42岁了。虽不算高龄，但常年醉生梦死的生活已将他“掏空”，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再加上心底还有东西放不下，所以这首诗中并没有他盛年时的风月之气，而是尽显伤感。
那让42岁的杜牧放不下的，到底是什么呢？
让他放不下的，不是伴随其一生的诗词和风月，而是年轻时指点江山的未酬壮志。
杜牧在青少年时期展现了极高的政治军事才能
杜牧出身名门，年纪轻轻就展现了极高的政治军事才能。杜牧的家族被称为“京兆杜氏”，是长安有名门的望族，出了许多高官名士。比如开国名相杜如晦、大文豪杜甫等等。杜牧的爷爷杜佑也曾当过宰相，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他的父亲也在朝为官，可以说家底非常深厚，家学源远流长。
杜牧曾经专门在诗中自吹家境：“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我家乃是京城户口，文武兴盛，地位崇高，可见其家境多么煊赫。
唐朝开国名臣杜如晦，是杜牧祖先优越的家庭给了杜牧最好的滋养，他自己也十分聪慧，十几岁就博经通史，尤其擅长兵法韬略，且常有独到见解。杜牧在20多岁就为《孙子兵法》作注十三篇。要知道，曹操打了半辈子仗才敢为《孙子兵法》注释，而杜牧仅读了2年多就完成了。而且，这些批注后来也受到军事界认可，被列为注解《孙子兵法》权威之一。
还有，举世闻名的《阿房宫赋》是杜牧在23岁时写的。这篇文章不仅文采了得，杜牧更借着阿房宫的历史兴衰，道出了自己对晚唐藩镇割据的政见。可见年轻的杜牧不只能写得一手锦绣文章，还有经天纬地的豪情壮志。
文采飞扬的《阿房宫赋》所以，也难怪杜牧敢写诗嘲笑周瑜用兵托大：“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言下之意，这周瑜用兵不过尔尔，若是没了东风，赤壁的战果便是另一番景象。笑完了周瑜还不够，他还顺带议论一下项羽：“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题乌江亭》）。项羽宁折不弯，一刎成就霸王威名，但杜牧却有不同意见，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小不忍则吃大亏，可见杜牧的认知角度与层次与常人大有不同。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觉得：说来说去，这杜牧骨子里还是个文人，什么兵法韬略仍是摇笔杆子，算不得真刀真枪。
但实际上，杜牧还真参与过军事行动。唐武宗年间，一位藩镇军阀谋反，朝廷正为之头疼。杜牧便向当时的宰相李德裕献策，建议奇袭叛军。杜牧的建议操作性非常强，细致到了调动的兵种和数量，“精甲兵五千，弓弩手二千”。朝廷采纳杜牧之计，果然平定这场藩乱。
三个原因，让杜牧始终远离权力核心，不得重用
既然杜牧如此文韬武略，为什么一生都得不到重用呢？
第一个原因，是“拼爹”得来的功名。
杜牧自高中进士，身边就充满争议。因为他的进士不是考的，而是通过“干谒”，也就是求官得来的。杜牧祖上出过宰相，爷爷又是宰相，父亲也在朝为官，是个彻头彻尾的“官N代”。我们前面提到的《阿房宫赋》虽写得好，实际上是一篇“干谒文”。
家里为了给杜牧求个功名，找到当时的太学博士（类似现在的院士），把文章推荐给了主考官。加之杜牧自身实力，主考官一看文章便连连叫好，甚至想让他当状元。可没想到状元已有了人选，因此便作罢成了进士。“官N代”加上“走后门”，一直让杜牧备受质疑。这也很正常，现在谁靠“拼爹”谋点利益，也会被人诟病，痛恨。
一拼爹，再有才华也被人诟病。杜牧的文人性情，是让他不得重要的第二个原因。
杜牧其人，经常流连风月，写过不少香艳之作。对唐朝文人来说，狎妓是常见的娱乐活动，杜牧不仅沉迷于此，还“颇有建树”。杜牧曾在扬州为官十年，写下《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博得青楼薄幸名。”
这还不算，杜牧在湖州为官期间，甚至举办过一场“群芳会”，把全湖州的名妓都放在一起争妍斗艳，供人评比欣赏，俨然是花丛中的“急先锋”。就连与他并称“小李杜”的李商隐也只能写诗：“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即杜牧）”（《杜司勋》），表示自叹不如。这些风流名声几乎伴随了杜牧一生，当时人都觉得他太过于性情，不稳重，不适合当官。
《遣怀》杜牧不得重用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不懂站队。
唐朝末年，朝廷爆发了“牛李党争”。一方是杜牧曾帮助过的李德裕，一方是牛僧孺。按道理来说，杜牧和李党更“亲近”，应该通过这条通道往上走。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牛僧孺也十分欣赏杜牧的才能，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辅佐。结果杜牧想也没想，就跑过去给牛僧孺当了幕僚。结果弄得两头不讨好，李党觉得杜牧是个叛徒，不能重用；牛党觉得杜牧和李党藕断丝连，也不重用。
结果双方达成个共识：你杜牧才华是有的，我们承认；不过，官还是不要当得太大好。在古代官场，忠诚一直被放在第一位，没有“大腿”提携，这相当于政治生涯划上了句号。
因为上面这三点原因，杜牧虽然出身显贵，文采风流，且有将帅之才，但终其一生都郁郁不得志。
杜牧没当大官，却保住了文心不过，值得敬佩的是，杜牧到底保住了文人的原心。纵然不受重用，他也没有像很多文官那样去巴结奉承，靠钻营上位。他只是保持着自己的生活节奏，流连风月，在声色犬马的精神世界中寻找自己，将诸多思考和体验都诉诸笔端文字，留下了诸多千古流传的好诗。
但也正是这“文人之心”，使得杜牧的军事天才一直被“诗人光环”所掩盖。人们更愿意认可作为文人的杜牧，而无视他的政治军事才能。
晚年的杜牧连墓志铭都提前为自己写好，更把他之前的作品一一焚毁，仅留下了为《孙子兵法》作下的十三篇批注。
再看回这首《清明》：似云似雾的昏暗天空，夹杂着如丝细雨。在那个情场风流却人生失意的中年，杜牧究竟是在为旅人漂泊而伤怀，还是在感慨自己的报国无门？
看似一世贵公子，实是千古伤心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