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
文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一
学术工作主要是解读文本。为了强调，可以说，学术工作主要是依靠某种技术来解读文本，不过，按照我的“解读”和“文本”的理解，“依靠某种技术”这个短语是重复的。
什么是文本呢？在我看，狭义的、典型的文本是文著，特别是哲学文著。社会组织、仪式、历史遗迹等等也是文本。远古的艺术作品也可以是文本。（text在西文中的意义偏转，其中文译名的转变，不同的中文译名如“文字”、“课文”、“本文”、“文本”是些取向差别很大的概念，这些都是饶有趣味的话题。)
物质自然事件不是文本。与此相应，实证科学不是学术。构成文本的是那些本身带有思想性的、反思性的东西，本身就是心灵的一种表达。
我们平常的交谈、报纸上的文章、艺术作品，一般都不是文本。文本是那些需要解读的东西，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某种技术才能读懂的东西。我可以把文本比作外语，或古文，我直接读不懂，或不大读得懂，需要翻译过来。学术工作就像翻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文本的两个特点，一是时空的间隔，报纸上的文章不是典型的文本，论语和周礼是。二是缺少直观，东非的史前雕塑虽然可以作为文本来解读，但与文著相比，就不是典型的文本，因为我们无需任何技术就有直观上的理解。不消说，能够直接读懂和不能直接读懂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但两者大致有别。
神话、仪式等等，对于人类学家，是最重要的文本，对于生活在那个神话传统之中，认真奉行那些仪式的人民来说则不是文本。
解读文本需要技术，是件麻烦的事情，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心去解读文本？聊聊天，读读报纸，看看电视剧，不也挺好的吗？有人问一个登山家为什么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他回答说：因为它在那儿。文本在那儿，有一个遥远的生活世界凝固在里面。重新展开那个生活世界，以使我们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有所参照，是一项诱人的事业。没有诸多世界的互相参照，现实会是相当狭窄的。简单说，解读诗三百，解读周礼，解读神话，给我们带来了想像力，扩大了生活空间。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通过解读明清之际的典籍诗文，向我们重新展开了一个生活世界。和初民的生活形态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近两三千年的所谓开化时代或文明时代，一个特征就是解读文本，人们在诸多世界的互相参照中理解现实。
从事学术的本意是要通过解读文本让凝练在文本中的生活形态和思想重获生机。但既然解读文本需要技术，对解读技术的研究本身就可以成为一项事业。从前的小学是这类工作的典型。单纯的解读技术，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版本考证。所以，学术工作大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当然，这两大部分是重叠的。
二
实证研究、实证科学的理论工作、艺术创作、写一本哲学著作，这些都需要技术。信手涂画也可以是艺术活动，但画出来的一般不是作品。三思而后言、口才敏捷、能歌善舞，都不产生作品，它们是直接生活的一部分。作品一般是指借助某种技术产生出来的果实。作品包含技术，因此创造作品和学术工作有共通之处。在相似的意义上，实证科学的理论建设工作可视作广义的学术工作。
不过，创造作品的技术不同于解读的技术，建筑师需要大量的技术才能设计出一座大厦，但我们无需学习技术就能欣赏它、品评它。古典艺术家都是技术巨匠，但古典作品多半不需要解读的技术。我们应当在原则上区分创造作品所需要的技术和解读文本所需要的技术。好的小说作家多半不是个学术专家，他依赖于对人生的观察、思考、探究，同时掌握写作的技巧。创造作品的技术不叫学术，而叫艺术。
重要文本本身多半不是学术工作的结果，诗三百、庄子、前赤壁赋、人权宣言。金瓶梅、静静的顿河，不过，哲学或其他作品要成形，要寻找公共语言，就需要一定量的学术工作。中国传统思想家和大多数西方思想家同时是学者、学问家，这和犹太人垄断医生职业不同。各种类型的作品和解读文本的关系有的紧密些有的松散些。很少见哪一本哲学著作和解读前人的文本没什么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哲学的核心部分不能完全用自然语言来表达，而要借助哲学史上的概念。哲学史上的概念又不同于实证科学的技术性概念，前者的意义是由其历史承传规定的，后者的意义则依赖于实证检验。我们一面思考那些来自直接生活世界的事情，一面和各种学说各种概念联系起来。为什么非要联系？为什么不完全采用自然语言？这是因为，哲学语言本来就是一种正在被使用的语言，长期实践表明它适合于谈论哲学问题即谈论对直接生活的反省层面。那些被认作我独特的东西通常不那么独特，至少在成象的意义上不那么独特，你看见红颜色他也看见红颜色，而你在哲学层面上的成象却是很独特的，恰恰由于这种独特性，我们理解起来有困难，所以需要建设公共语言，在能够使用公共语言的时候就使用公共语言，以便我们了解那些你独特的话语方式。从外在方面说，学术提供了某种考试，如果你在公共可理解的事情上做得不错，那么我将会有兴趣阅读你独特的话语。否则我不愿冒险浪费时间去读那些那么不容易读懂的东西。公共语言的一个方面是时代的限制。例如资产阶级、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等等，我能够听懂，仍然要说它们不是适当的表达方式，是错误用语、概念内容不清楚等等。当然我们都用现代话说话，辨别哪些使用着的语词是有生命力的哪些是差的，是一种重要的才能。陈宜升很善于把暧昧的东西表达清楚，但在这一点上不足。但各个哲学家和解读文本的关系也不一样，例如海德格尔和伽达默更多借助于解读文本，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就不是。
与此相应，哲学文著的文本性一般比艺术作品的文本性强。但是，从创造者的本意看，他都是在创造作品，而不是创造文本。哪怕他锁定的受众只是一个小圈子，他也是要在这个小圈子里争取直接的理解，激起直接的对话。从听众一方面来说，深刻的阅读习惯、广泛的教养等等都有助于他理解作品，但他却不需要作很多技术上的准备。哲学著作要求读者有很高的理解力，还要有耐心等等，并且，由于上面谈到的概念的历史性，还要求一定的学术准备。
但现在的风尚是把当代作品也视作文本。这也许是对作品本性的扭曲，也许是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某种深刻转变。究竟怎样理解这种转变，有待高人指点。但有一点看来是明显的，那就是现在的学院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生了这种转变。学术是文学院的raisond’etre，创作不一定需要学院学习，只是在学术有益于创作的程度和案例中创作者进学院才是有益的，只有把作品视作文本，教授才获得理解作品的权威性。按传统的艺术作品的标准来看，同时代的艺术、诗歌、电影，交织在日常生活中，基本没有文本性质，不需要特别的技术就能读懂它们。我自己觉得现在的好作品仍是这样，而一些新锐文学艺术评论家则极端过度地夸张了它们的文本性质。据我看，这是当代伪学术的一个来源，也是伪学术为害最烈的领域之一。本来我们可以在一个远为平实也远为有趣的界面上来参与艺术作品的讨论，使艺术作品和生活结合得紧密得多，但如果不把关于作品的讨论弄得很学术化，怎么对得起教授的头衔，怎么对得起庄严的大学课堂呢？仿佛无论你怎样真诚地感受认真地思索，只要没有他们的那套学术训练，你就听不懂一个曲子，看不懂一部电影，只揆诸常情常理，就不配参与艺术和思想的讨论。也许，当代作品原不该放在学院里研究，倒不是因为它们不够重要，还不够学院研究的资格，而是因为教授们并不是这些作品的优选受众。即使由于种种复杂的缘由不得不把这些作品也视作学院功课，我们也应明了它们不是典型的文本，避免用划一的“学术标准”来控制研读探讨。
大概和把作品当作文本来解读的风尚相应，当代艺术家中也出现一种风尚，那就是把作品当作文本来制作，就是说，在产生作品的时候，就把它弄得不能直接被理解、被读懂，而需要某种技术才能解读。艺术家似乎不是在为他的朋友创作，而是在为艺术史创作。这一转变的深层机制我不甚了然，但直接的感觉是，艺术创作的文本化是很可悲的。
三
在一个认真理为前定的传统里，学术就成为寻求真理的主要场所，主要的精神活动，或真理发生的场所。今人不再持这种真理观，学术的地位在今天也随之衰落了。同时也把实证科学理论、一般哲学作品之类收进学术的范围，以弥补损失、扩张学术的声势。如果说，即使在往昔学术也不是求取名利的优选途径，现在以学术为志业就需要更深的定力，乃至前辈学术大师常以宗教感情来比从事学术所需要的“被局外人嘲笑的奇特的如醉如痴”（韦伯语）。决心从事学术的青年常以此自励。歌德曾说，谁从事科学和艺术，也就有了宗教。如果他说得对，学术就不只是像宗教，它本来就是一种宗教。但我们也无须一味往神圣高尚的方面去理解宗教感情，在韦伯那里，尤其在歌德那里，作为科学和艺术的宗教，不同于因为没有科学和艺术而“需要”的宗教。从事科学和艺术，无论做得怎样高尚高深，都不要做成牺牲状，因为那无益于学术，因为从事学术的人像从事其他事业的人一样，首先觉得他的事业有兴趣，好玩。
若果如我的理解那样，唯通过学术工作才能重新展开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开那些已经凝固的伟大思想，那么无疑学术研究仍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是文明得以丰富的一个主要来源。学术地位的衰弱，陈岸瑛说的多半对。但是对学术价值的看法，我不尽同意，现代科学的人文价值我看是极有限，甚至从根本上很可疑。比十八世纪更丰富吗？科学通过技术使群众的文娱生活丰富了——丰富了？但电视剧、电子游戏——
这里还有许多可以进一步思考的。
但就个人来说，如今的青年选择学术为志业，未免会觉得清苦，朱熹那时候从事学术，也清苦，但暗中不妨希望名满朝野，时不时还真当回帝王师或副总理。
何况，当今世界的其他诱惑更加纷杂，青年人眼望大千世界，难免觉得五彩缤纷，对照之下，学术生活过于清苦。
不过，在这一方面，差别往往被过分夸张，等你进入了所谓活生生的日常生活，大一半缤纷的色彩都会黯淡，外交家和演员在聚光灯下神采飞扬，他们的日常生活有时比常人还要枯燥。
任何活动都含有很多肮脏、或艰苦，等等。
高尚的活动之一。
另一方面，以学术为志业，固然要作好终生清苦的准备，但高远的精神活动自有它的丰厚诱人之处，那种内心的镇定与愉悦，本来也是人心最重要的追求。
学术是一项需要高智商、刻苦努力的工作。
在我看来，有所事而持之以恒本身就是一种极重要的品格，左顾右盼、愤世骂俗、轻薄得道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青年人对学术道路的怀疑，还有另一来源，那就是认为学术工作不过是在一堆技术里打转，远离了思想的活生生的形态，误己骗人。这样厚己薄彼，我以为在双方面都让人起疑。一方面是对学术工作有误解，把伪学术当作了学术的样本。另一方面，青年人觉得自己的思想，与骨血相连，有千钧的生力，和那些埋在书里的老朽思想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青年让人羡慕，这自无话说，但说到思想的活力，青年人未免直接把自己的热情、灵感、憧憬当成了成形的思想，在一团青春激情之中，每一个思绪都变得新鲜饱满。这激情渐渐退潮之后，他多半会发现那些思绪并不比前人高明，多半无甚新意，相当苍白。而要使思想脱离了肉身仍保持潜在的活力，随时滋生新的丰满生命，其间需要大量的艰苦劳作，其清苦殊不亚于通过解读文本让凝结的思想复活。不妨把脱离肉身的思想设想为血浆血清，其营养曾来自肉身，但现在以一种“纯血”的形式存在，并且在适当的时候用以重新激发生命。
学术和思想的关系是近年来常谈起的话题。这两个概念多半场合下并不对称，思想是到处发生的事情，学术却是少数专家的工作。在某一方面，两者又有紧密的联系：要把生活中的思想凝练为作品，多半需要一定的学术训练，另一方面，学术工作的终极目的，在于让凝练在文本中的生活世界重新展现，让凝练在文本中的思想作为那个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的思想复活。
一个人可以从事学术工作，也可以努力创作思想作品。从事学术工作的，有人侧重于解读文本的义理，有人侧重于解读的一般技术，创作思想作品的，有人更靠近学术传统，有人离传统文本远些。这些原本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兴趣、环境等等来确定的。我看不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定位描述成最为正当的一种，贬低别人的选择。如果是己非他的动机太强，会妨碍我们澄清学术、思想这些概念，因此妨碍我们反对伪学术，妨碍我们看清假充深刻的肤浅作品。多年来，伪学术泛滥，甚至令青年人对所有学术工作的产生了反感。对学术的反感，另一部分来自伪学术，来自学术人的自以为是。陈岸瑛却似乎在论证这种轻视来自学术地位的衰落，但这本来不是应当产生反感和轻蔑的吧。
一大批伪学术是这样一些东西：掌握了一定的解读技术，但对文本中包含的思想毫无敏感，解读来解读去，程序上都符合学术标准，但没有什么思想从异域复活。在初级的学术训练中，这也许是可容忍的，但把这种东西叫作学术著作，不是成心毁人家学术的声誉吗？把这样的东西叫作纯学术、为学术而学术，纯属张冠李戴，纯学术说的是最大限度脱离了现实功利计较的学术工作，绝不是脱离了学术目的的盲目操作。这些东西也不是所谓“纯粹的技术性研究”。前面说到，学术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单纯的技术性研究，这是说，这样的研究推进／改造解读技术，这是技术增量或技术创新的工作。这种工作和把现成的解读技术拿来胡乱运作一番毫无共同之处。可惜，现在被称作“学术论著”的竟大半是这种东西。
另一种伪学术是特殊的六经注我。本来，一个人发展出一套思想，愿意公之于世，满可以写一本书，告诉我们他是这样想的那样想的，可很多人偏偏要把自己的想法弄得像是孔子的思想、尼采的思想或别的谁的思想，好像是深入解读孔子和尼采达到的结论。六经注我本来可以看作是对只许注经的一种反叛姿态，但我们这个时代，你尽可以自说自话，那还何必作出注经的模样呢？因为解读出来的东西才具有学术性，而唯具有学术性的东西才是像模像样的东西。你为什么不直接论述你理解的生命冲动，为什么要从“能在”谈起？这种“六经注我”多半是要拉大旗作虎皮的。一般地把学术论著设定为更高的品级，诱使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模仿论文的写作方式。也许有一个比较软弱的辩解，那就是先教学生从形式上学会写论文。但这又不是一种好的教法，原因在于，教师自己并不明白论文的性质，他无法区分什么时候是在教形式什么时候在教内容。你觉得海德格就是这个意思，这一点帮不了多少，因为专家可能证明海德格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经常是有标准的。这种六经注我是有害的，它没有扩大我们的想像力和生活世界。一份东西还是一份东西，只是作成了两份东西的假象。还有一种，那就是“能在”给了你启发，你本来没有关于生命冲动的那么热情洋溢的说法，“能在”这个概念成了你一些新思想的诱因。这就是随感式的论文写作，这两个概念是否具有概念上的联系我不管，但它们具有刺激因上的联系。随感式的写作并不坏，坏是坏在把随感装扮成论文。前赤壁赋是一篇好文章，但不是学术论文。现在把文学和其他专业彻底分化了，因此，如果写的不是纯粹的散文（朱自清荷塘月色那样的叫散文）就必须写成论文模样，虽然那根本不是论文。
学术著作和思想作品有别于通俗文章。通俗文章把既有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见解传达给大众，但学术著作和思想作品是要求有新意的。这里，听者、读者是内在构成的。想一想你是说给谁听的。这要求你把读者设想得高明一点。学术文章须设想你的听众是专家，在他的检测中，你的解读是不是一种新的解读，它是否大致成立？你把能在解释为“无限的生命冲动”，然后开始谈论生命冲动。你得考虑考虑，专家是否能会指出你在瞎解释。思想作品须设想听众是有思想的人，在他听来，你道出的是不是一个新想法。不能只说“这是我的思想”，思想的独特性不在于它是你的还是他的。只有你的情人只因为这个思想属于你而对它感兴趣，她不关心思想，她关心你这个人。
关于学术的现状以及这种状况与大学制度的孽生关系，还可以谈很多，我相信从概念上对“学术”等语作些梳理会使这一类讨论更中肯更有效。不过，要改善如今的糟糕局面，最有效的办法，还得靠有真本事的人拿出真的学术成果、真的思想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