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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4/10/29 14:25:00

知道真相,知道真理是不是构成了灵魂生活的最高阶段?实际上的做法可能是倒过来的,有真理追求的生活就要过出它的好来。就是行之于途而应于心,用中国话说就是活个明白。

——陈嘉映

3月14日

(一)看“十三邀:对话白先勇”。

白先勇认为,五四新文学其实是走了岔路。本来“五四”起来,一开始也许会有一个好的苗头,但三十年代来了,变故打乱了文学发展本来的道路。

我们觉得张爱玲是异数,可是如果把文学史拉长,你会发现,张爱玲上接的是《牡丹亭》、《金瓶梅》、《红楼梦》。而所谓“新文学”反而是异数。

我想,所以,废名、汪曾祺,其实也不是“独创”了,他们接续的恰恰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精神。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我倒以为,讨论到这个程度,其实就已经超越了文学史的范畴,也可能就是一种士子精神。这种精神的可贵在于不为生活的匆忙所庸扰,有一种气度。不管你外界怎样的纷纷扰扰,他都有着自己的节奏,在自己的道路上,踏着自己的步履,走向自己的目标。如果真要将历史拉长,不要在一段狭短的时间、一个逼仄的空间,不要用狭隘的心胸与视野去看,历史上总是代有人出,因为这种精神总是人的底色,是人类所需要的。可是,如果只是看到了这种长度,而无法解决,就还不算具有了这种精神,比如海子。阿城很好,从一上来就很好,无怪《棋王》那样的精彩。不过,我以为老舍不在其列,因为他实际上是受到了一种强力的拦腰撞击,而于他来说,这种强力根本就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这就犹如突然遭到一颗小行星的撞击,是没有办法的事。

断掉传统是不行的。在新文学史上,张爱玲只占了一点时间,可是,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五四新文学”只占了一点,而张爱玲却占了很长很长的一段。不过,在文学史上,这种革命性,其实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只是这一次就很不同。

我在想,可是,中国精神传统为什么一下子会断掉呢?

白先勇说,法国衰落了,被人占了多次,可是他们依然保持贵族精神,依然说,我们有卢浮宫。大英帝国衰落了,但是如果去牛津、剑桥,贵族精神依然不倒。

我的猜想是这样的:中国的没有接续下来可能更在于,1中国的衰落正赶上西方打进来;2这种巨变一下子给先进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危机感,求变愿望很强烈。那么怎么变:抛弃落后的,自然是眼前;搬取先进的,自然是谁的拳头大谁厉害。依然是胜王败寇的思维;3而且,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是清朝,而清朝是从关外进来的满族人,大汉思想一直视其为番邦,大汉中心主义思想被强烈激发出来;4假定最后一个王朝是明朝呢?或者明朝是被西方强国所灭,而不是被“同一块土地上的化外之帮”所灭呢?大家还记得明被清所灭,与当初宋被元所灭,人们的反应何其相似?当然,又多么不同;5再倒到第一点上,中国的封建史是太长了,精神传统其实是受了拖累。可是,谁也拿历史没有办法,想要对历史有办法的人,总不免是揪着头发跳高,徒成可笑之人,徒成可笑之事。

除非历史发生重大的变化,否则我们的精神生活无法重建。

——陈嘉映

我注意到,哲学家的话中的“我们”。这个“我们”当然包括“我”,然而我一直试图重建。那么,这个方向,以及未来的途径是怎样的呢?可是,在哲学家的视野里,“我”的这个重建应该是不算数的;而在另一个自己看来,似乎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我在寻找突破的方向。

3月15日

(一)对教育的思索。

看遍历史,教育也会发生失败,可是教育而非“教学”的失败,往往是因为什么呢?我以为这种失败应该更多在于高屋建瓴的决策者。比如唯分数论盛行到了极端、变态的程度,急功近利思想霸道,大发横财者有之、机械教育者风行,就不好。可是这样,为什么不好?——我们追一下原因吧。为什么会是这样?最直接的接口,是因为考试,作为一个阶层,这是底层读书的直接目的。

我们看一下考试的“原罪”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考试?因为我们要选拔人才,选拔人才是为了培养,培养是为了建设社会,并给民族注入长久旺盛的生命力。其实,考试本来是合理的,所以,是什么使一个正常的原理变形了呢?

我们不妨看一下要是达到上述的目的,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或者说什么样的人才能叫人才:

第一,要有德,这种德首先要远大健康,其次要深入骨髓,融入血液,而后指导行为;

要有培养的知识基础,即学术的种子;

要有主观并且旺盛的创造力;

要有活跃的创新的思维能力。

现在我们站在上层建筑的机制缔造者角度看,如果站在正在为祖国民族的未来去考虑:我们需要这样的考试出来的这样的高分者吗?

比如写作中加入了“德”的内容,而阅卷标准也考虑了这一要求。可是,如果再身处大众之中,谁不知道这种所谓写作的健康立意不是为考试而矫做出来的呢?选拔者如何能够判定,备选者确乎具备了这种德,而不是虚伪,甚至“反德”的?如果,这一点不明了,岂不就失去了基石了吗?

学科所谓的公式模板流行,甚至人文学科都要靠模板训练,而且,这种训练不断向下蔓延,以至于全学段、全社会无不如此;

这样的训练不断打击人们创造的主动性,从内心深处乐于投身学术精神的人越来越少;

从小,从低思维、低知识层级就开始的模式训练,不断机械化人们的创新意识与能力。

所以,这样的高分者,有几人是合理的高智者与高质者?这些人步入社会中,对社会的生命力造成了多大的腐蚀与冲击。所以,这样的高分者真的需要吗?一个例子是,“赋”作为一种文体,曾经产生过许多好文字,可是一旦进入了考试的范围,律赋(试帖赋)被青睐并盛行,然后就是迅速衰落,虽有人大力挽救,文体革新上有了“文赋”(散赋),而且也诞生了“苏轼二赋”这样的伟大作品,然而终于还是日甚一日地消亡了。所以,这样的机制是需要的吗?

谁才能改变?

社会底层没有办法,他们身处其中,谁都不得不考,李白只能是非典型;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我想,对这种虚假人才,高层建筑可不可以不要呢?这个,你们可以决定,而且,不要这种所谓人才,你并没有损失呀;你不要,人们自然就不这么考、这么做。不要人才吗?当然不是,而是不要这样的所谓人才,因为那也不是人才。

不是不要选拔,而是不能这么选拔。

虽然,有人说哪国的先进教育其实是虚假的;虽然有人说,应试教育在某国收到了一次所谓欢迎,就以为你的教育有多好。

这不过是为猎奇心理、聚焦眼球的功利主义者发现的所谓“新大陆”。不过,那些人,只要与主流不一样,那就会说好,因为他们需要流量,需要出名。

其实好不好各有各的说法,然而判断的最好办法,不是看什么所谓猎奇,只要符合第3条就可以了,何必管它外国怎么了,别人怎么了。

三、又及

(追忆在内蒙插队的日子)年轻人总是发明许多快乐,包括思辨的快乐。

巴尔扎克说:世界倒错,必有翻天覆地的一天。

康德说:世界是被决定的,人是自由的。

理性的光芒照亮你的生活,然后照亮你周围的生活。

——十三邀·对话陈嘉映

我想,所以,我应该力图使自己更年轻,或者显得更年轻。哲学家年轻时候的岁月阅读的范围是比较窄的,生活的可能性应该比今天要缺乏。可是今天,人们为什么反而“不读”哲学了呢?如果没有哲学,人类生活将会在黑暗中变得混沌而苍老。

我们看一段对话。

人问,到底什么是哲学。

陈嘉映说,以说理的方式达乎道。

什么是道?

哲学家说,(道是)个人的精神生活和这个世界的精神客体相通的一种状态;而核心的东西是求真,就是什么是一个真的生活,一个真的人格,什么是你的真正的自由意志。

中国人的求真冲动弱。

那么,为什么这么难以培养这种求真性,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精神生活中?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不重要,没有它你也可以过得去(getby)。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没有可能还更好。真理是可能还危害我们生存的,那我们为什么要真理?哲人的回答说起来也简单:灵魂是我们生存的目的。要达到灵魂的高处,我们的生活就完美了,灵魂的高处是包含真理在内的。如果没有真理,就到不了灵魂的高处。再简单地说就是,你们所讲的生存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棵橡树能不能够长成橡树,靠求真才能把人性充分地发展起来。

人问,中国哲人怎么说?中国的历史老给人一个印象,所有追求真理生活的人都过得很不好,或者很悲惨。

哲学家说,这也等于是在问,知道真相,知道真理是不是构成灵魂的最高阶段。

实际上的做法可能是倒过来的,有真理追求的生活就要过出它的好来。就是行之于途而应于心,用中国话说就是活个明白。

所以,我力图使自己变得更加年轻。

3月14日

(一)观影记录:

《寒假》7.8(李红旗)

《黄金周》6.2(李红旗)

“十三邀”对话冯小刚

“十三邀”对话贾樟柯

“十三邀”对话白先勇

有意思的是,我是在看完了《黄金周》后,才觉得《寒假》的可贵,才觉得似乎分数不谬。这令我想起了贝克特,甚至詹姆斯·乔伊斯,还有罗伯·格里耶。也许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不过,当我想到罗伯·格里耶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误读了作品,或者误读了世界。不过,谁知道呢?也就是说,力图将一些没有必要的枝节抽去,将作品的节奏慢下来,或者变得更简洁,是作品在求真,直逼真相,还是仅仅只是一种手段,所以,实际上是一种狡黠?贝克特的办法不是手段,更不是怪,而是要控制节奏,慢下来,慢下来就可以放大生活的细节。

(二)很晚才睡觉。时间还是问题,大概时间永远是伟大的。

为了追求真理我们远离了人群,但高远时代的伟大思想赋予我们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几乎是在享受这种充满自信的光荣孤立。

——陈嘉映

3月15日

(一)观影记录一:

看完《公民凯恩》8.7(奥逊·威尔斯)。

不过,很奇怪,我只是感觉好,真好,然而感慨也并不多。我后来反思,可能是因为时间的距离太久远,而我们是在时间的后边的。到了这个时代,“我们”有什么还没有见过?就如,有人评价《一个国家的诞生》,首先承认其伟大,标志着真正的电影叙事的开端。不过,他马上也就转过来说,虽然这种叙事,今天已经很平常了。这令我想起了赵翼的一首老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五首其二》)

“至今已觉不新鲜”,唔,这是李杜的问题吗?可这是后人的问题吗?所以,时间会制造,或者改变空间。我发现,时间与空间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码事。陈嘉映翻译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在中国发行了20余万册,举“世”震惊。其实,这是少见多怪了,我记得何新翻译的一本“培根思想录”的小册子,曾在我国风行。连《傅雷家书》都几乎要人手一册了。谁让我们人多呢?谁让我们那段时间很空呢?所以,时间空间是一回事。

另一个例子是张楚。

看“十三邀”对话张楚。

张楚已经朴素得像一个花匠,谁也不会想到这就是当年的“魔岩三杰”之一。可是,一旦开口,就让人感觉到了他心里的骨气,应该也是一种精神。

反复地听张楚的《姐姐》,以及许巍的《蓝莲花》。

我觉得好听。

不过,“好听”根本就一个“个体”的词。我很喜欢窦唯的《窗外》,我曾经向别人推荐,结果,不是没有反应,就是反而不屑。所以,喜欢,是一种个体行为。

因此,只要社会合理的价值观不出偏差就还好。如果,有意违反或者冲击健康合理的价值观,我视之为反价值观。

(二)我今天的思索是:

价值观往往更多发生在底层,因而也最可怕,反作用力也更大。

价值腐败,是在价值观上的侵蚀,腐败。比如大量存在的阿谀奉承,为攫取利益不惜甚至主动背叛,甚至直接建立基于反道德价值观念的道德意识体系。

在这种反道德价值观念的道德意识体系的支配下,会努力做出违背正确道德体系的行为。

这种价值腐败往往更多发生在底层,因为底层的人们既胆怯又胆大。胆怯,一是因为他们距离的利益更为直接,也更直接关乎他们的生存,而且是因为他们的个体力量过于弱小,因而最易受到冲击而无力自保,因而担心受到外力,比如权力的侵害而无力保全自身。胆大,是因为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的这种反道德行为往往来得更加明目张胆,而无所顾忌。而由此会造成人们之间仅靠显见的利益链条维系,不信任感弥漫。

同时,因为底层的人们联系更为紧密,这种价值腐败以及由此造成的行为更易传染蔓延,而无孔不入。

但是,正是因为底层民众的这种特征,所以,一旦蔓延无法遏制,就可能形成巨大的破坏力量。历史上,许多底层的大变动就明显具有这种特征。

(三)观影记录二:

“十三邀”对话徐冰。天书还是令人震撼。不过,徐冰的变化并不大,看似规模更大了,式样更多了,其实徐冰没有什么变化。

还有吕胜中的小红人。许多年前,曾经读过一册黄色封面的《今日先锋》,第一次见到小红人,大吃一惊。年春节有朋友来看我,赠送给我一册今日美术馆展览活动的纪念册,里边夹了一只实体的小红人。我有点兴奋,不过,小红人还是小红人,它的精神深了吗,延展丰富了吗?

如果有机会,我会向人推荐尹吉男的《后娘主义》。我知道尹吉男,似乎也是在那一册《今日先锋》上,还知道了饕餮。我记得当时很震惊,觉得手段与思想可以达成合谋。不过,我曾经质疑过记忆的品质。

我不知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雅典做过什么,我一般是反过来问的,就是雅典能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做什么。

——陈嘉映

3月17日

(一)再看“对话陈嘉映”,许知远说,这是一个被挤出了公共话语的哲学家。

这里有几个隐伏的问题:被谁挤出?为什么会被挤出?怎样才能不挤出?我们的时代真的不需要或者真的还需要哲学(家)吗?要是在古希腊就不会被挤出,如果在春秋或者再早,哲学家甚至有机会参与治国。不过,都太早了呀,孔子失意而归,孟子都已经败给了苏秦。所以呢?

然而,我还觉得我还是需要哲学家,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尤其需要哲学家。否则,生活不仅太平,而且也太浅了。我尤其担心,我们的生命太过单薄,也太混沌。因为,生命给我们的机会和时间并不多,我舍不得浪费,否则代价岂不是太高了吗?

陈嘉映说:“灵魂是生存的目的。”

在京东上买的书回来了,宗璞的《野葫芦引》,莎拉·贝克韦尔的《存在主义咖啡馆》,心情很愉快。宗璞的《野葫芦引》早有耳闻,王蒙老师评价不错,再加上《南渡北归》读的有些累,就决定换一换口味。应该说买《野葫芦引》没有错,但是这个理由比较危险,应该警惕吗?最早见《存在主义咖啡馆》,是在百花谷的“X溪”书店,挺好,不过价格较高,没有舍得买;隔了多半年再去,还有,因为同样的理由,还是没有买。这一次捧在手里,颇为兴奋,值得一记。

(三)后来查了一下,是“在溪书店”。在百花谷的六楼,许多饭店的对面。

良好的实践就是目的本身。差不多是说,你一辈子过好了,你一辈子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陈嘉映

3月18日

(一)你还相信苏轼吗?说《定风波》洒脱,即等于说苏轼洒脱吗?那《赤壁怀古》又怎么说呢?《赤壁赋》两篇呢?各个是各,互不干扰,也干扰。可是这么说,并不影响他的价值,也给人们不同的启示。苏轼有点强势,他让人们跟着他打架。

(二)看《哭泣的女人》7.7(刘冰鉴)。

据说获奖无数,然而豆瓣参评的人不多,评价也一般。我个人感觉也一般,但是我不好评价。故事发生在贵州,我去贵州还是在十几年前了,而且旅游,就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其实什么也不知道。影片用贵州方言,却不加字幕,看的时候只能连蒙带猜,看得头昏脑涨,又因为是在手机上,观影体验一般般啦。然而,由影片中来看,似乎代人哭丧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普遍现象。不过,看完后依然觉得王桂香的遭遇未免有些非典型了,只是要记录一个人。可惜,这个人的遭遇也说明不了什么。是非职业演员吗?演技生涩,做作。

到晚上和家人一起投屏看了迪斯尼的《疯狂动物城》9.2,一切都是迪斯尼的戏路,早已经“内定”的结果,不用带着脑子看,其贡献是,很适合促进家人情感和谐,为社会稳定做贡献。形象设计可爱,差强人意,不过也是迪斯尼的路子,也是大众乐见的路子,算是看完《哭泣的女人》后,补了点“维生”素。这算调剂,还是补偿?

不过,《雾中风景》仅仅有8.9分,你又怎么说呢?所以,别得罪大众,可是也别相信大众。

在希腊的时候遇到雅典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一个姑娘。赫拉克利特说,一切都是运动的。都是永恒的运动。她说,只有此刻是永恒的。

——陈嘉映

我经常会去一个书店。那个书店不大,门脸的装潢简朴,然而还雅致。不过,里边的东西其实很一般,不去,偶尔想去;去了,失望的时候居多。唯一的一点不同是,我每次去,走到书店门口或者从里边走出来的时候,都会想到她在干什么呢。这家店就在她家门口,过马路斜对过,走进一条巷子就是。这是一种空间意义,因为这种意义,那里的树也就不同,每一种姿态都会变得永恒。

所以,空间与时间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一个人,一件事物,因为空间意义,可以变得永恒,获得时间价值。而获得了时间价值,就一定可以占据一定的空间价值。陈嘉映的意思是说,那是人类思想的最高的花朵,不是他们能够为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是的,应该是“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做得相反。

3月19日

三看“对话陈嘉映”。

你应该培养一种能够与不确定性安然相处的心态。

——陈嘉映

这个冬天雪还不下

站在路上眼睛不眨

我的心跳还很温柔

你该表扬我说今天很听话

我的衣服有些大了

你说我看起来挺嘎

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挺傻

——张楚《姐姐》

3月20日

(一)观影记录:

《大象席地而坐》8.1(胡波)

看《大象席地而坐》,片长分钟。一开始看得有点懵懂,是渐渐看进去的,差不多快到四分之三的时候,突然关系大体明了,开始有意思起来。许多电影,是这样看下来的,还有书。我们需要的沉静,进入他人的生活和世界不容易,我们需要慢慢来,需要身处其中。

从下午七点开始,几乎不间断看下来,发现这一场“青春残酷物语”其实却是人的一生。四个小时,可在那一个影院里放映过吗?有谁去看了呢?我发现最后故事发生在石家庄北站,站前广场我十分熟悉,我曾经多次在那里走过。在那个熟悉的空间里,虚构着这样的一场变故,青春残酷物语到处都可以上映。

看完了,也知道了两个事情,一是片子获奖无数,甚至被誉为年得分最高的华语影片。另一件事是,胡波却于年10月12日意外离世,终年29岁。这是他的处女作,获第68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特别提及),费比西奖论坛及新电影论坛最佳影片奖,也是他最后一部作品。

随意打开《存在主义咖啡馆》,第页。

波伏娃仍然不知道萨特是否还活着。为了让自己保持冷静(和暖和),她在完成上午的

教学或写作后,每天下午去国家图书馆或索邦大学图书馆。在那里,她通过阅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找到了自己的路。这种持续专注的努力很令人宽慰,同样令她宽慰的,还有黑格尔的宏大远见。

一切开始于巴黎年与年之交的某一时刻的一个场景,“三个年轻的哲学家正坐在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一边谈天说地,一边喝着店里的招牌特饮杏子鸡尾酒”。

随意打开《〈读书〉十年》,第79页,是年,扬之水刚到《读书》不久,当时还叫赵丽雅。

六月十日(三)

上午编辑部例会,老沈传达上边的新精神。(略)

午间《读书》的五个人,外加甘阳,一起往鸿云楼吃饭,六个菜:冷拼、宫保鸡丁、红烧鱼块、烧蹄筋、肉片大椒、盐爆肚丝,一只半烤鸭,一斤半薄饼,花九十余元,吃得很足,滋味也不错,服务亦可称佳。后一点最是难得,服务生送上意见本,王焱大笔一挥,这位本月奖金可望有加了。

在二校上贴图。

我一时口内生津,极为向往那杏子鸡尾酒,倍加怀恋起《读书》的那个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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