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的第三个春天与友人去春游时所写的词，当时风雨忽至，友人深感狼狈，苏轼却全然不在乎，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向远处的山头走去。
苏轼从监狱里走来，带着极小的官职和满身的污水，侥幸而又绝望地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水，进湖北，抵达黄州。他做了何事？不过是给皇帝的《湖州谢上表》中无心吐槽了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句话其实本身没毛病，意思就是陛下知道我愚昧不堪，不合时宜，难以和变法派共事；又考虑我年老不爱生事，在地方管理百姓勉强及格。然而到了某些人那里，这句话就变味了，变成了他苏东坡有二心。自此，浩浩荡荡的“乌台诗案”拉开了帷幕。
其实，乌台诗案是一场人心的写照，人性的卑劣在这件事中展露地淋漓尽致。
一、东坡其人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当然，也是一位治水人。与辛弃疾同为豪放派词人代表，并称“苏辛”。
嘉佑二年（）进京应试时所作文章令欧阳修与梅尧臣大为赞叹，欧阳修甚至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因为欧阳修的极高赞誉苏轼一时声名大噪，每有文章出，必定传遍京城。连光献太皇太后也喜欢他的文章。
治平三年(年)其父苏洵病逝，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回乡守孝，三年后苏轼再来到京城时，俨然另一幅景象。那个时候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赞赏他的欧阳修都因为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被迫离京。熙宁四年（）苏轼上诉谈新法弊病，因此受到王安石的挤兑。苏轼于是自请出京任职，这便到了杭州。后来又调往密州等处。
苏轼的一生颠沛流离，到过许许多多的地方，但他心胸豁达，几乎未抱怨过几句。
二、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43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也正是这一年，乌台诗案拉开序幕，一盆盆脏水泼向了他。
脏水不是本来就脏，而是有人朝清水里丢下污垢；苏轼也不是本身就错，而是朝堂风云诡异，尔虞我诈惯了。在这场围攻中，“拳头如雨点打在他身上，而这些冲在前面的拳头，确是一些平行卑劣之人”。
例如舒亶
此人在揭发苏轼的同时也揭发了自己的恩人，他的那位恩人正是举荐他做官之人。揭发的理由则是他这位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辅导一下自己女婿的课业。这本是一件小事情，舒亶却上书皇帝，说自己与恩人都是官员，自己又在舆论领域，他辅导恩人的女婿实在是大不妥。皇帝看了他的揭发信，就降了他恩人的职。这似乎是一出农夫与蛇的故事。
而正是此人与何正臣等人一起写文章给宋神宗说苏轼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讽之意。这封感谢信宋神宗早已看过，觉得言语没问题。但舒亶却苦口婆心地分析说，这《湖州谢上表》中有“讥切实事之言”，而且苏东坡意图谋反，“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就是证据。“愤”的是苏东坡，“惋”的是皇帝，忠义之士没有不愤惋的。虽然他是胡诌的，却能让注重名声的宋神宗心头一颤。从而让宋神宗对苏轼起疑心。
又如李定
这是一个丧母之后不回家服丧而被人唾骂的高官。古人非常重视孝道，父母逝世必须服丧三年，而这位李定大人并没有被皇帝夺丧，却不回家守孝，在当时是大不孝。而就是这样一个大不孝的人对苏轼的攻击最凶。
他说苏轼“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如此诋毁不是嫉妒，又是什么？人的嫉妒深了就会失控，会去抨击自己最嫉妒对方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往往是对方最拿得出手的，因此这种嫉妒往往会闹笑话。
又如，李宜之
这是一个芝麻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一个园林写过一句劝人不必努力的词，居然也给皇帝上书，说这样会影响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的进取心，长此以往必定会影响大宋的人才资源。
为何这样一个小人物也跳出来踩一脚？或许这也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的缘由吧。鸡是地上的，凤凰是天上的，鸡踩了凤凰一脚，便会声名大噪。同样，历史不会写没有功绩的小人物，李宜之参与这“乌台诗案”的原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碰瓷抬咖”。事实证明李宜之成功了，历史记住他了。
还有那位著名科学家沈括，也曾因嫉妒而伤害过苏东坡。他批评苏东坡的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然而他们曾经却是好朋友，他拿来抨击苏东坡的诗，正是苏东坡与他分离的时候送他的诗。或许是皇帝曾在沈括面前赞赏过苏轼，因此沈括心生嫉妒。沈括为何对昔日好友刀剑相向，或许没人知道，但我们不可否认苏东坡才华的同时也不能否认沈括的科学成就。
因为这些人，苏轼终究没逃过牢狱之灾。苏东坡到底忍受了多少，我想，最能体现他境遇的便是那位与他只有一墙之隔的官员的诗：“遥怜北户吴兴守，垢辱通宵不忍闻”。
或许这就是跌入泥潭的人所共有的境遇，你在神坛上，大家为你歌功颂德，说你如何好如何大义；当你跌下神坛掉入泥里，之前对你歌功颂德的人会一夜之间对你转为谩骂；你的“好友”会在一夜之间与你划开界限，似乎从来不曾相识。
但善良的人受难，总会有人挺身而出。
杭州的父老乡亲为他求告神明；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尽力照顾他的生活；他在朝中的朋友不怕受牵连为他辩解；就连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上书皇帝“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就连宋神宗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也为苏东坡求情；左相吴冲甚至直接说“曹操那么多疑的一个人都能容得下祢衡，皇上为何容不下苏东坡呢？
因为这些人的求情，宋神宗释放了苏轼，将他贬到了黄州。
三、黄州觉醒
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之处确实极为抑郁，他给李端叔的一封信中写道：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大家都知道苏轼是被冤枉的，可风波平息后却没有人宽慰他。苏轼仿佛觉得这世界极其陌生，之前对酒当歌的人似乎自己从未走入过他们的生命。此时的他是孤独的。
但他这份孤独让他逐渐回归本真，远离了喧嚣杂乱的尘世，找到了一份宁静安谧。磨难总是能推进人的成熟，苏轼成熟于黄州这穷乡僻壤之间，成熟于孤独之中。当他真正看透世间寄情山水之后，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赠与后世。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身后的尘土就让它留在身后吧！前方山头处还有一抹美丽的斜阳像是在微笑着等苏轼。过了那山头是否晴空一片万里无云，又充满花草芳馨，或许是，或许不是，但总归比身后烟尘要美。苏轼不需要向陷害他的人做任何解释，因为他改变不了那些人想要置他于死地的想法。人生是自己的，一定要活得精彩，何必为了居心叵测之人而浪费这宝贵的一次人世间的旅行。闭上眼，一位白发老者似乎仰天大笑大踏步地向对面山头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