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9月15日，成都博物馆正式开馆，新石器时代的宝墩、秦代石犀，汉代织机、成汉陶俑、南北朝佛像、唐宋江南馆街、五代赵廷隐墓、宋代青铜器、明代蜀王府……它们是成都在历朝历代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说，我们称之为“成语”。走进成都博物馆，聆听“成语”，一扇走进成都历史的大门缓缓开启。古城之光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将成都的历史带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有力地证明了成都平原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是成都平原最古老的文明章节，也是孕育三星堆、金沙文明的土壤。大约距今年左右，一支古蜀人从岷江上游迁入成都平原腹地，这里土地肥沃、河流密布，比四川盆地边缘山地河谷地带更适合文明发展，宝墩文化由此应运而生。早在年，宝墩古城就已初露端倪，新津县龙马乡宝墩村的老百姓在劳作时，常常会刨出一些残破的陶片、磨得滑溜溜的石块，当年秋收后，成都市考古队来到宝墩村，在一段叫真武观的土埂子上开挖探沟。年底，一支由成都市考古队、四川联合大学考古教研室、日本早稻田大学、新津文管所组成的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进驻宝墩，经过数月的调查，认定诸如蚂蟥墩、李埂子、余埂子等土埂子也是城墙遗址，它们围成了一座长米、宽米的古城，面积约60万平方米。当时，这已是四川乃至中国西南面积最大的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宝墩古城沙盘模型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段课题的前期调查工作中，宝墩古城的外城又被发现，宝墩古城由内外两重城墙包围，内外城墙四个方向都挖有壕沟，为不规则的圆角长方形，长约米、宽约米、周长近米，面积则达到了惊人的万平方米，仅次于浙江余姚良渚古城（万平方米）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三大史前古城。金沙遗址年，金沙遗址在摸底河畔被发现，将成都的历史带回到年前的商周时期。成都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宝墩遗址的发现，这座城市的历史又被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当时，它已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城市。古城复原模型几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也陆续在成都被发现——郫县古城村古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崇州紫竹古城、双河古城，年与宝墩古城一起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大邑盐店与高山两座古城又相继被发现。陶宽沿平底尊宝墩文化出土陶器以绳纹花边口罐、敞口圈足罐、喇叭口高领罐、宽沿盘、浅盘豆为主，这也是成都博物馆“古城兴起”展厅主要展出文物。宝墩文化也是继商朝年间的三星堆文化、商末周初的十二桥文化（以金沙遗址为代表）之后，成都平原发现的又一文化类型，也是成都平原最久远的文明章节。载魂之舟船棺现于成都博物馆二楼“九天开出一成都——先秦时期的成都”展厅展出春秋战国——商业街船棺的发现，有力地说明了开明王朝时期古蜀国的宗教礼仪制度已达到了相当高度，船棺中出土的漆器，则把成都漆器的历史，提早到了三四百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年7月29日深夜，成都市商业街58号四川省省委大院机关食堂工地上，工人在泥土中挖出几段巨大的乌木，他们想用斧头砍断乌木继续施工，却发现乌木中间是空的，淤泥之中，一些色泽亮丽的漆器隐约可见。考古工作者闻讯赶到现场，经考古发掘发现这是一处长30米、宽21米的合葬群，最长的一具18.8米，直径1.7米，由整根楠木雕凿而成，是迄今中国乃至世界发现的最大船棺。船棺的发现，使得史书中一段关于蜀王更迭的记载逐渐清晰起来。《华阳国志》记载，在蜀王杜宇的晚年，一场洪水突袭成都平原。此时，荆楚一带的鳖灵部落为了躲避楚人追杀，逃亡到成都平原，杜宇委任鳖灵为相，后将王位禅让给了鳖灵。鳖灵即位，定国号为开明。船棺的发现暗示着有关鳖灵部落进入成都平原的传说，可能由来非虚。在杜宇王朝，船棺在成都平原还只是零星分布，规模也很小；而春秋战国时期，船棺已遍布四川盆地，迄今在成都、荥经、蒲江、大邑、广元、新都、邛崃等地屡有发现。有学者认为，鳖灵夺得王位后，将子孙分封到各地为王，船棺的分布范围，事实上就是开明王朝的疆域。有些船棺中堆积着随葬的漆器、陶器，还有一些巴蜀地区常见的戈、矛等青铜兵器。漆器种类有耳杯、几案、梳子、瑟、虎头、编钟基座等等，全是木胎漆器，间绘红彩，上面印着瑰丽奇异的龙纹、鸟纹、卷云纹，出土时依旧色彩艳丽，纹饰斑斓，仿佛刚从工匠手中造出一般，由此可以管窥开明王朝漆匠精湛的手艺。漆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很多制造漆器的中心，如湖北一带楚国的江陵、当阳，庄子就曾当过楚国的漆园吏。一般的观点认为，成都是汉代才开始制造漆器的，汉代成都漆器上很多都打上了“成都造”三个字。商业街船棺的发现，则把成都漆器的历史，提早到了三四百年前春秋战国时期。漆虎形构件值得一提的是，商业街船棺的格局，与古文献中关于庙寝制度非常相似，分为前后两部分，前有庙，后有寝，寝正好坐落在船棺葬的墓坑之上。商业街船棺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一处庙寝遗址，也将中国庙寝制度的时间，提前到了战国早期。镇水之兽秦朝——公元前年，秦灭巴蜀，成都从此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中，秦灭巴蜀后，强迁六国移民入蜀，一支支秦国军队进入巴蜀，成都城也在此时修筑而成，据说张仪在筑城时得到神龟指引，这也是成都得名“龟化城”的由来。秦灭巴蜀后，李冰被任命为蜀郡守，率领蜀民修建了泽被后世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使得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李冰入蜀期间，成都平原的水患似乎颇为严重，文献记载，李冰造了5只石犀，搬运了2只到成都城内。年11月，成都电信大楼在人民东路开建，工程人员看到一只肚子朝外翻的石兽，有点像犀牛。当时没有大型吊车，依靠人工挖掘太难，遂就地回埋。年年底，四川大剧院在钟楼原址开建，这只石兽最终迎来了重见天日的机会。12月16日，石兽终于露出了尊容，它身长3.3米，宽1.2米，高1.7米，体重约8.5吨。石兽的石料为成都平原周边常见的浅红色粗质砂岩。经过仔细辨认，考古人员在石兽臀部左侧发现有文字。由于漫漶太烈，暂时无法辨认，但推测应该是雕刻石兽时的时间落款。成都市考古队学者易立认为，石兽的雕刻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至秦。因为它的雕刻风格古朴、粗犷，线条简练生动，显然不是东汉时期巴蜀地区的石刻风格，而更接近秦文化流行影响下的主流圆雕艺术。这也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发现的形制最大、时间最早的石犀，填补了战国至秦石刻犀牛艺术的空白。这次发现的石犀，是否就是李冰所建造的五头石犀之一，尚需进一步考证。而历史学家罗开玉认为，出土的石犀应即《蜀王本纪》所载的李冰“作石犀五头”“二枚在府中”之一。石犀所处区域即为当年的蜀郡府衙。除了石犀外，这片区域还发现大量其他文化遗存。这是一片接连带给考古学家惊喜的福地。通过这些文化遗存，不仅可以判断这一区域是当年成都的权力核心区域，也为秦汉时期成都城市发展迎来的第一次繁盛期提供了考古学依据。历时六年修建的成都博物馆新馆，不仅展出了与李冰治水相关的石犀、刻有“巍巍大汉”“列备五都”字样的汉碑、改写医学史的经穴漆人等一批近年来成都的重要考古文物，更是通过多种艺术展示手法，撩开成都数千年历史的神秘面纱。穿梭于成都的年，触摸到的不只是成都的过去、现在，也有未来。
本文转载自成都日报
编辑：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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