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卫生部副部长时和基层同事在一起
年1月6日深夜，新中国最后一位开国医院走完了他岁的人生征程。心电图型走成了直线，他的面容十分安详，也许是感知到了家人都环绕在身旁，对这个世界不抱有任何遗憾。
自年4月入院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尚能交谈时，每逢医生来病房看他，这位谦和的老人总要真诚地说一句“谢谢，我很好”。八个年头里，儿子徐念沙下班后不管多晚，天天去看他。他慢慢地衰竭，常年佩戴鼻饲管、拍背吸痰，哪一样对这个百岁老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但即使临终前一度呼吸急促，女儿徐喃喃发觉他的表情依然镇定。
“他一生都是一位谦谦君子，你看他所有的照片，没有一张不是衣冠整齐的。他也从来不吼人，无论是他的部下还是我们家人。”
同时，在家人的眼中，他又是一个一生都执着于自己信仰的纯粹的共产党人。儿子徐念沙说，父亲算不上一辈子都很辉煌，他是无数老一代共产党干部的一个缩影，尽管他也曾彷徨、疑惑，却从不改变初心，不忘却理想，仍像当年那个骑一辆自行车——一路从济南骑到北平——四处寻找党组织的热血青年。
一个红包和一座小院
在自家小院回归农民本色
去世前的这几年，徐运北已经丧失了认知，无法表达。临近百岁生日时，国务院国资委的领导联系家人，医院为老人祝寿，已担任中国保利集团董事长的徐念沙闻讯立即提笔写了一封谢拒的信。
“当时父亲不能说话，但作为子女我愿替他表达。他一生简朴，从不愿意给组织添麻烦，我相信他如果能表达也不愿意过这个生日。说实话我们家里人以前对他确切的生日也不掌握，还是组织上告诉我们从档案里查的。他对这些看得很淡，如果他能做主，也会婉拒给他过生日。”
徐念沙讲了父亲晚年时期的两件事：有一次他从外地刚出差回京，晚上10点多了，父亲的司机给他打电话，说老人家现在走路走不了直线，医院做检查。
“当时他已经90多岁了，自己走不直，还怪其他人站在他前面把他引导偏了。我就给他医院，他这才同意了。”
医生安排老人照核磁。已经5月份了，徐运北还穿着一件棕色老式的中式旧棉袄，开始检查之前，他脱掉棉袄并从内侧兜里拿出一个信封让徐念沙收好。徐念沙一看是钱，私下就问司机怎么回事。
原来春节的时候，上海一家企业登门看望这位原二轻部的老部长，来者在桌子上留下一个慰问金红包。老人与对方相谈甚欢毫不知情，等人走了才发现。让司机退，可司机也没地方退，于是他就总揣在身上寻思什么时候再碰面时好立即退还，这一揣就揣了好几个月。
父亲的这种严格律己近乎刻板，但对徐念沙来说也是见怪不怪，“所以组织要是送蛋糕、慰问金来给他过生日，他怎么可能会接受呢？”
另一件事是换房。年，徐运北从卫生部调至轻工业部，国管局在西城给他分了一个独立的四合院。徐念沙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少年和中年，“文革”中他的母亲沙晓鲁也是在这里受迫害自杀的，这个院子见证了这个家庭近30年间的诸多变故。离休后，徐运北回归农民本色，喜欢在院子里种菜种花，活动身体，陶养情操。
上世纪90年代，华远集团拆迁，拆到了徐运北的住所，组织上征求他关于搬家的意见。子女们看得出来父亲特别舍不得这个院子，就告诉他：您要是不想走，就说您不愿意搬，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结果徐运北说，这关系北京市的建设啊，我不搬人家盖不起房子，多少人没房子住。子女们劝说，开发商盖的是商品房，不是宿舍，这里盖不了别的地方也能盖。他立刻批评：你们这个想法不对！
后来子女们又给父亲出主意，既然组织征求意见，就提点条件，搬可以，能不能搬到一个面积差不多的院子。这是其一，其二是不是再要一些别处的房子，大儿子的房子小，能不能借机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搬迁不都是这么办嘛，也符合政策规定……徐运北当即就发火了，对他们说这是组织上的事，子女别掺和，他自己决定。
徐运北给轻工部党组写了一封信，表明房子是国家的，自己是党员，虽然年纪大了，搬家诸多不便，但服从安排。
最终徐运北搬进了东官房的一处小院，面积不足原来住的三分之一大，但他知足了。子女们也都没有参与换房这件事，徐念沙说：“说实话我们也不需要，都有自立能力，何必去沾他的光，况且这也是他最反感的。”
家门口的饭馆和翻脱线的《资本论》
和家人在一起
徐念沙敬佩父亲总是从正面的角度去看待事物，用现在的话说，充满正能量。自己如今也到了耳顺的年纪，这方面还要向老人家学习。
“父亲这一代共产党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自律精神也都不是装出来的。当年他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立志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这个目标实现了，他也看到国家的发展进步，但伴随发展总会出现各种问题，他接受不了，就跟我们讨论。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不管外界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坚守住自己，必须跟党走。”
徐运北曾作为冀鲁豫地区代表赴延安参加“七大”，开国后受命担任卫生部党组书记、第二轻工业部部长，主持过一些载入历史的大事，但离开工作岗位后，他就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离休老人，普通的老百姓。
老人坚持简朴的生活作息，甚至简朴到按现在的标准卫生条件都降低的地步，作为子女有时看了心里不好受，可根本管不了，只好把老两口请出来吃一顿。
请吃饭可以，但徐运北有规矩。饭馆必须由他指定，基本都是离家很近的街头小馆。一个红烧肉，一个炖豆腐是主菜，从不点多，吃完了结账还得问服务员多少钱，不许超过块，更不许开发票。
“四五个人不超那怎么吃啊，只能跟服务员串通，保证永远都是块。”
徐念沙劝父亲别老是吃小馆子，不卫生。他说那么多人吃，怎么到你这里就不卫生？不久小饭馆果然关张了，他也没办法了，就同意去稍微远一点的饭店，条件也好了一些。
当初徐念沙结婚时，在哪里办酒席，请什么人，他都有要求。大酒店依然是不允许去的，因为他曾在解放初担任过贵州省委副书记，就定在贵州办事处宴请了三家人——男女双方家人外加介绍人一家，总共花了不到0块钱。
“唯一来的外人是我当时单位的总经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还写过一篇文章叫《一次特殊的婚礼》。当时我父亲和介绍人胡耀邦的夫人都离休了，但我岳父刘华清还工作。”
离休后的徐运北，什么都很淡然处之，唯独对《资本论》的研读和对社会经济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