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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兴“比兴”是一个含义丰富而又歧义颇多的概念。西汉毛亨所谓“兴”，包括两种情况。一个意义是指“发端”作用。《毛诗训诂传》说“兴，起也。”就是由物象引发情思的作用，物象与情思不一定由内容上的联系，有时仅是音韵上的联系。《毛传》所说的“兴”，还有另一意义，是指一种复杂而隐晦的比喻。朱熹在《诗集传》中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浅显而准确地解释了比兴的含义。“比”便是通过类比联想或反正联想，引进比喻客体，“写物以附意”；“兴”则是“触物以起情”，“它物”为诗歌所描写的景物，而这种景物必然蕴涵着诗人触物所起的情。“兴”是一种比“比”更为含蓄委婉的表现手法。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其中大多数作品是用比兴的写法开头的。其中《周南?关雎》一诗成功地运用了比兴手法。这是一首爱情诗，诗歌欲写所思之“女”，先以雎鸠起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两句既是兴，又是比，雎鸠天性温顺，可比淑女之娴静；雎鸠乃“河洲”常见之鸟，可使人联想起常来河边采荇之女；“关关”乃雎鸠雌雄唱和之音，可起“君子”思“逑”之情。可见，诗歌之起兴本身就具有联想、托寓、象征等作用，这本身就给诗歌的理解带来很大的空间。
“比兴”本来包含“比”和“兴”两种修辞手法，但人们谈论古典诗歌和民歌时常“比兴”连及，当以“兴”为主，兼有比喻作用，有时即指“起兴”一法。由于“起兴”具有引发、联想等作用，故常置于篇章的开头。《诗经?卫风?氓》两章的开头即用了兴的手法：“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诗经?魏风?伐檀》内容是讽刺统治者不劳而食的，诗的每段开头都以砍伐檀树起兴。汉乐府诗歌《孔雀东南飞》开头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用具体的形象来渲染气氛，激发读者想象，创造出缠绵悱恻的情调，又能引起下文的故事，起到了统摄全篇的作用。
二、割裂所谓割裂，是把古书中的一句话或一个词组分割开来，用其中的一部分代替另一部分。实际上割裂也是一种借代，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借代。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论语?为政》里的一段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人遂以“而立”表示三十岁，“不惑”表示四十岁，“知命”表示五十岁，“耳顺”表示六十岁。其实，这几个词语的本意和人之岁数无关。《修辞学发凡》称之为“藏词”，举的例子有：《尚书》中有“惟孝友于兄弟”的句子，于是用“友于”代“兄弟”。南朝梁文学家丘迟《与陈伯之书》：“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友于”这里指汉光武帝刘秀之兄刘縯。
韩愈《祭十二郎文》中说：“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所怙”字面上是“所依靠的（人）”，而实际上是指父亲。语本《诗经?小雅?蓼莪》：“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后人就摘取“怙”代父，摘取“恃”代母。《聊斋志异?云栖》：“此王氏女也，京氏甥也。怙恃俱失，暂寄此耳。”“怙恃俱失”就是说“父母双亡”。
由于任意分割，随意组合，东拼西凑，断章取义，这就严重损害了语言的纯洁和完整。因此，割裂不能算是一种积极的修辞手段，在今天是不足为训的。但我们了解这种修辞方式，对于阅读古籍，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三、用典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诠释“用典”，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用典就是运用典故来以古比今，以古证今，借古抒怀。所谓典故是指“典例故实”，具体地说，包括历史记载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民俗掌故、寓言逸闻以及流传下来的古书成句。一般来说，典故都有确定的典源。典故用得好，能使作品简洁含蓄，余韵盎然，用得不好，便会把作品弄得生涩晦暗，枯燥乏味。《陈情表》：“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结草”的典故出自《左传?宣公十五年》，说的是晋国的魏颗依照父亲魏武子清醒时的嘱咐，在父亲死后，把父亲的宠妾嫁了人，没有殉葬。宠妾的亡父为报答魏颗，在魏颗与秦国打仗时，结草把秦将杜回绊倒，使秦军大败。后遂用“结草”表示报恩。成语“结草衔环”（“衔环”是另一个典故）常用来表达对对方的感恩戴德。曹操《短歌行》一诗的最后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引用了“周公”的典故，出自《史记?鲁周公世家》，原文是：“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说的是周公为了招揽天下人才，一次沐浴要三次握着头发，一餐饭要三次把饭粒从嘴里吐出来，他担忧的是因自己接待贤士迟慢而失掉了人才。诗人用这一典故，以周公殷勤待贤、礼贤下士之气度来勉励自己。苏轼《赤壁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一苇”语出《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航）之。”（谁说黄河水宽阔？一支芦苇可渡过。）成语有“一苇可航”，意为两地相距不远。徐迟《黄山记》：“一苇可航，我到了海心的飞来峰上。”
南宋大词人辛弃疾爱用典故，常常一连使用数典，多数是出于内容的需要，有时也难免堆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全词几乎始终在用典中展开。词人借古讽今，批判了当时的掌权者韩侂胄冒险北伐、妄图侥幸取胜的错误，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想建功报国而不能施展才略的悲愤心情。这个主旨，主要是通过四个影射现实的历史故事表现出来的，即刘裕、刘义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廉颇的故事。这种用典也叫用事。这首词既是对当时统治者的批评，不方便正面直说，用典就是最好的办法。
不明用典，有时很难读通原意。如袁宏道《虎丘记》：“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瓦釜”何意？如不明典故，很容易理解为一种普通的粗糙的乐器，而实际上是暗用《楚辞?卜居》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作为成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是比喻有德有才的人得不到任用，无德无才的人反居高位。但在这里，“瓦釜”则比喻粗俗的歌声。这是典故的借用。
《滕王阁序》：“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这两句直译就是：“向夕阳西下之处远望长安，在云雾缭绕之间遥看吴郡。”表面上就是站在滕王阁可以登高望远，往西可以望见长安，往东可以望见苏州。教参书认为“日下”源出《世说新语?夙惠》：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此典多喻向往帝都而不得至，寓功名事业不遂，希望和理想不能实现之意（参见《常用典故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但光这样理解还不够，它只能说明上句，不能解释为何“日下”与“云间”相对。其实另有一典源出自《世说新语?排调》：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晋代文学家陆云（字士龙）、荀隐（字鸣鹤）两人互不相识，在张华（字茂先）家会面。张华让他们交谈，因为两人都有突出的才学，要他们别说平常的俗话。陆士龙拱手说：“我是云间的陆士龙。”荀鸣鹤回答：“我是日下的荀鸣鹤。”士龙、鸣鹤分别是二人的表字，构成了天然的对偶。因为风从虎，云从龙，所以才思敏捷的陆士龙自称“云间陆士龙”。荀隐是洛阳人，洛阳是西晋都城。封建社会以帝王比日，因以皇帝所在之地为日下。故荀隐自称“日下荀鸣鹤”。陆云是松江（今上海）人，因为这一副“对联”，后来上海得到一个雅称“云间”。也因为这副对联的有名，以“云间”对“日下”，成为诗家常用的骈语。由于用典，此二句就有了表里两层意思。表层就是说站在滕王阁，可以登高望远，游目骋怀，视野开阔。如果知道陆荀之辩，就还知道作者借典故来含蓄地表达自己象陆机一样少年高才，而同时又流露了仕途坎坷，报国无门的感慨。作者为怀才不遇而伤感，为前途渺茫而黯然，故而遥望京都长安如在天边一样遥远，指看吴会也似乎远在飘渺的云海之间一般虚无。这正是王勃当时对政治前途伤心失落情绪的真实表现。如果只是“西望长安，遥看吴会”，就不能传达出这种复杂的情感。
用典的方法有明用、暗用、正用、反用、借用等种类。无论用事用句，使读者从字面上一眼可辨的，是明用；字面上与上下文句融合为一，不细察则不知为用典的，是暗用；正用指典故的含义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一致；反用则是从反面来阐发典故的意思，即反其意而用之；借用是借典故的字面来表达与典故实际无关的事物。如《滕王阁序》中，“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是明用，“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是暗用，“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是正用，“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是反用，“接孟氏之芳邻”是借用（它不是说“择邻而居”或比喻母教等意思，而是表示自己很高兴能与参加宴会的各位嘉宾结交）。毛主席《水调歌头?游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巫山云雨”这个典故在毛的笔下，不是指男女艳情，而是借指长江上游的洪水，用来展望祖国水利建设的前景，就是古为今用、化腐朽为神奇的典范。
王维《山居秋暝》的尾联：“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意思是，春草就随着它的意愿衰败吧，这里的秋色实在耐人寻味，“我”还是愿意留在山中。即反用了《楚辞?招隐士》的话，“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诗人招而不归，甘心隐居山林，其情可圈可点。一般来说，反用比正用更耐人寻味。
四、避复“避复”是近代学人杨树达提出的，他在《中国修辞学》设“变化”一章，“避复”一节，实际上“变化”也是讲避复。举古书上的例子，说明“避复”乃有意而为，避复本身就是语言的一种追求。
《庄子?秋水》：“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课文注解将“少”解为“小看”，将“轻”解为“轻视”。其实，这二者并没有什么差别，小看就是轻视，避复而已。
《屈原列传》：“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称”“道”“述”如果分开解释，或许有区别，但在文中意思都是表示“提到”“称道”等意思，实质上没有区别。
《谏太宗十思疏》：“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敬”就是“慎”。这里有认真严肃、全神贯注地对待的意思；今天还有“敬业”的说法。这里不说“慎始而慎终”，显然是为了避复。又：“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尽”“竭”，其义一也。“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以怒”就是“因怒”。上下文分用“因”“以”，则是虚词的避复。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避复的修辞较多地用在上下文结构对应的位置上，由此产生了“上下对文而见义”之说。所谓“对文见义”是指在结构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词组或句子里，处于相应位置的词可以互释。掌握了它，有时可以从已知词义来推知另一未知词义。这时，一些近义词、类义词临时取得了同义词的作用。对待“对文见义”的词义，读者在阅读时，不必计较它们的“异”，只需认识它们的“同”。如果说，互文见义的特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对文见义”的特点就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李密《陈情表》：“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鲜”本是“少”的意思，但受到上文“无”的影响，临时取得了“无”的意思。《阿房宫赋》：“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文中“收藏”“经营”“精英”本来并非同义词，也不是近义词，但受到上下文的影响，按照对文见义的原则，它们取得了相同的含义。所以注解中说：“（收藏）指收藏的金玉珠宝等物。下文的‘经营’‘精英’也指金玉珠宝等物。”《病梅馆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教参书上的译文是：“梅以（枝干）曲折算作美，直了就没有风姿；以（枝干）横斜算作美，端正了就没有景致；以（枝干）疏朗算作美，稠密了就没有美态。”这里对“姿”“景”“态”的翻译考虑了不同的措辞，当然是对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含义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这三个字的位置在原文中重新安排，内容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屈原列传》有句云：“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自为”，课文注解为：“为自己”（为读wèi）。其实，“为”在此是泛义动词，仍读wéi，它的含义就是下文的“佐”。如果前面的“自为”是一个介宾结构，后面的“自佐”是动宾结构，文气就不贯通。而且从语法上说，用“以”连接的“求忠”与“自为”都是动词结构，才可以表示目的、承接等关系。笔者翻阅相应的教参书（人教版）上的译文是：“一个国君无论他是愚昧还是聪明，贤能还是不贤能，没有不想寻求忠臣、任用贤良来辅佐自己的。”译文把“自为”“自佐”合起来处理成“辅佐自己”是恰当的，如果按课文注释来翻译成“没有谁不想为了自己求得忠臣，没有谁不想任用贤良来辅佐自己”，就佶屈聱牙不知所云了。
五、列锦列锦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特殊的修辞方式。这个名称是当代修辞学家谭永祥提出的，他对列锦的解释是：古典诗歌作品中一种奇特的句式，即全句以名词或名词短语组成，里面没有动词或形容词谓语，却同样能起到写景抒情、叙事述怀的效果。（《修辞新格》，福建教育出版社）中国的古人早就注意到这种现象，如明代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谈到：“‘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人但知其能道羁愁野况于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闲字，止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而音韵铿锵，意像俱足，始为难得。”用散文的文字来诠释，可以这样来理解：鸡叫了，天还没有亮，残月挂在茅店的上空，赶路的人已经登途了，他走过满是凝霜的木桥，留下了一个一个的足印。区区十个字，不仅有景有情，而且还有动态的叙述，妙就妙在没有一个动词。如果写作“鸡鸣茅店月，人行板桥霜”，意思也许是完整的，但也就不会传诵至今了。
中学教材中运用了“列锦”的有名的例子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三句由九个名词（定名结构）分别排列为三组，每组都是一个特写镜头，所述景物原是大自然中极平常的，但平凡的事物一经诗人的艺术组合，便浓重地渲染出一幅凄凉萧瑟的气象，并将读者带入荒僻冷寂的艺术境界，几乎成了写景的绝唱。“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这也是千古名句。作者运用列锦手法，把杨柳岸、晓风、残月艺术地排列在一起，表面上完全是写景，而深情寓于其中，用美好的自然景物，反衬诗人的空虚寂寞之感。
其余例子还有：“楼船夜雪瓜舟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陆游《书愤》）“（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水浒》回目，课文标题）“（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青玉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岳飞《满江红》）
古代词曲中有的一首全由列锦组成：“春山暖日和风，阑干楼阁帘栊，杨柳秋千院中。啼莺舞燕，小桥流水飞红。”（白朴《越调?天净沙?春》）
运用“列锦”，可以收到很好的表达效果。正如人们分析的那样，列锦具有凝炼美、简约美、含蓄美、空灵美和意境美。拿今天的艺术品类来比方，列锦获得了影视镜头巧妙剪辑（即蒙太奇）的某些效果，能激发读者丰富的想象和联想，言有尽而意无穷。
六、合叙所谓合叙，就是把相关的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物前后合并叙述，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意思，目的是使句子紧凑，文词简洁。在叙述时，前两件事与后两件事分别对应，把本来可以用两句话叙说的句子合并成一句话。这种修辞方法叫合叙。也叫并提。《韩非子?五蠹》：“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本来可以说成“（夏）桀暴乱而（商）汤征伐，（商）纣暴乱而（周）武征伐”，是平行的两件事，作者合起来说。两件事前后对应，分别相联。《水经注?江水》（课文题《三峡》）：“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其实际意思是：自非亭午不见曦（日），自非夜分不见月。课文又有：“素湍绿潭，回清倒影”，教材注释和《教师教学用书》均译作：“雪白的急流，碧绿的潭水，回旋着清波，倒映着各种景物的影子。”这里采用的是直译，从字面上看，似乎并无不妥。但略加推敲便会发现问题：按此种译法，极易被认为“雪白的急流”和“碧绿的潭水”都“回旋着清波，倒映着各种景物的影子”。事实上，“雪白的急流”奔腾汹涌，可以“回旋着清波”，却难以“倒映着各种景物的影子”；而潭水较为平静，方可现出其“碧绿”，也才可“倒映着”岸边的“各种景物的影子”。因此，原句运用了“合叙”法，原文应理解为：“素湍回清，绿潭倒影”，译文应变为：雪白的急流，回旋着清波；碧绿的潭水，倒映着各种景物的影子。
《出师表》中有多个合叙的例子。如：“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这句话的前面是把“作奸犯科者”和“为忠善者”合并在一块叙述，与之相承搭配的后面的“刑”和“赏”合并在一块叙述。在理解它时应该分开来叙述：“作奸犯科者”论其“刑”，“为忠善者”论其“赏”。“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性行淑均”即“性淑行均”。此句译文应是：将军向宠，性情善良，行为公正。“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查《三国志?蜀志》可知“侍中”指的是郭攸之和费祎，“侍郎”指的是董允。翻译时就要把合叙改成分述。“此皆良实，志虑忠纯”，应是“此皆良实，志忠虑纯”。
《师说》：“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其意实为：句读之不知，则师焉；惑之不解，则不焉。就是说，不知道句读的从师，不能解答疑惑的反而不从师。不这样理解，原文就无法解读。这种句式一般称之为“双提分承”。《前赤壁赋》：“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即“渔于江，侣鱼虾；樵于渚，友麋鹿”。这种双提分承的句式，在现代汉语书面作品中也有运用的。如秦牧《土地》（曾选作高中课文）有一句：“水库和运河像闪亮的镜子和一条条衣带一样布满山谷和原野。”实际意思是说：水库像闪亮的镜子一样布满山谷，运河像一条条衣带一样布满原野。这种句子显示出书面语言精于加工的特色，有一种严谨精致的美。
一般的合叙，前面两件事在前的，也承接后面两件事在前的。可以写成简单公式：ABAB。但是有的作者处理合叙时，前后结构作了变通处理，出现了错综变化，呈现出这样的模式：ABBA。如：《孟子?公孙丑下》（课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兵革非不坚利也。”“兵”与“利”发生关系，“革”与“坚”发生关系，实际意思是说：“兵非不利也，革非不坚也。”作者不说“兵革非不利坚也”，而说“兵革非不坚利也”，理解上要分开来，次序上又有错综变化，无疑增加了阅读理解的难度。再如《五人墓碑记》中“赠谥美显”也是“合叙”，分开来说，就是“赠显谥美”。“赠”是对死者追封爵位，自然非常显赫；谥号是对死者追封的称号，自然非常美好。崇祯曾经赠周顺昌为太常卿，谥号为“忠介”。课文上对“赠谥美显”的注释是：“指崇祯皇帝赠周顺昌为太常卿，谥为忠介。美显，美好而光荣。”教参书的译文是：“赠给他的谥号美好而光荣”。由于没有把握其合叙的句子结构，教参的翻译与课文的注释发生了矛盾，教参没有把“赠”的含义加以落实，把本来的两件事当成了一件事。
七、互文“互文”是古汉语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法。有时出于字数的约束、格律的限制或表达艺术的需要，必须用简洁的文字，含蓄而凝炼的语句来表达丰富的内容，于是把两个事物在上下文各出现一个而省略另一个，即所谓“二者各举一边以省文”，以收到言简意繁的效果。理解这种互文时，必须把上下文保留的词语结合起来，使之互相补充才能现出原意，故习惯上称之为“互文见义”。如“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古诗十九首》），其上句省去了“皎皎”，下句省去了“迢迢”。即“迢迢”不仅指牵牛星，亦指河汉女；“皎皎”不仅指河汉女，亦指牵牛星。“迢迢”“皎皎”互补见义，两句合起来的意思是：“遥远而明亮的牵牛星与织女星啊！”这类互文，只有掌握了它的结构方式，才能完整地理解其要表达的意思。互文的特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阿房宫赋》中“朝歌夜弦”，教参书上译作：“早晨唱歌，晚上弹曲”，实际上应为“从早到晚，吹弹歌唱”。《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其中“扑朔”与“迷离”互补为义，即雄兔与雌兔均有“脚扑朔”、“眼迷离”的习性，难以区分雄雌。并非象有些教参上说的“扑朔者为雄，迷离者为雌”，若然，“扑朔迷离”这一成语将是泾渭分明，而不是错综复杂了。
归有光《项脊轩志》：“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课文把“东犬西吠”一句注释为“东家的狗(听到西家的声音)对着西家叫”，不妥。如果按照注释来理解，“东”是“东家的”之义，“西”却是“对着西家”之义，“东”是做“犬”的定语的，而“西”却是做“吠”的状语，岂不文气大乱?从散文艺术的意境来看，这一注释也不甚妥。在全文中，这一段是写“亦多可悲”的；在全段中，这一层是揭示“悲”的表象的。作者从“诸父异爨”——分家说起，叙写庭院的变化，反映一个封建大家庭的衰败零落。“东犬西吠”这一细节，正是要借狗的对咬来反映分家后兄弟之间的内讧。如果按照注释来理解，只是东家的狗骚扰西家，尚不足以表达作者的意思。“东犬西吠”应按“互文见义”来理解，需要前后补充而“见义”——前半句只讲“犬”，动作义由后半句的“吠”补出；后半句只讲“吠”，主语义由前半句的“犬”补出。准确的理解应是：东家的狗对着西家叫，西家的狗对着东家咬。从而生动形象地表现出分家后兄弟之间矛盾迭出的那种境况。
实际上，大凡某些方位词对举时，往往都使所修饰的词语生出一层新意。如：“东奔西走”中“奔”、“走”同义，“东”、“西”字面上是“向东(奔)”、“向西(走)”，但由于“互文”的力量，立即生出一层新意：四处(奔走)、到处(奔走)。《孔雀东南飞》：“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柳宗元《捕蛇者说》：“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这些方位词的对举都包含了互文现象。
此外，中学教材古诗文用了“互文”的例子还有：唐王昌龄《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白居易《琵琶行》：“主人下马客在船”。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宋范仲淹《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八、避讳《修辞学发凡》解释说：“说话时遇有犯忌触讳的事物，便不直说该事物，却用旁的话来回避掩盖或者装饰美化的，叫做避讳辞格。”所谓避讳，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修辞格，通常也叫“讳饰”。即说话时，遇有不良的连带意义，或有隐情而不便启齿时，不直接说出该事物，而用旁的话间接地表述。比如“死”，从古到今，人们用了很多种同义的说法来间接表述，而不直接说“死”。如《触龙说赵太后》一文，触龙在赵太后面前，称自己的死为“填沟壑”，称太后的死为“山陵崩”。李密《陈情表》中用“慈父见背”来婉指父亲去世，又用“舅夺母志”来婉称母亲的改嫁。在古人笔下，凡是可能引起别人产生不良联想的事物，也尽可能地采用讳饰的方法。如生病说成“采薪之忧”（《孟子?公孙丑下》），意谓自己卧病在床，不能出门采伐柴薪。上厕所被说成“更衣”。《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课文《赤壁之战》）：“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
另一种避讳，即人物姓名的避讳。这里的所谓“避”，是指躲开，回避；所谓“讳”，是指忌讳、隐瞒。具体地说，是指对帝王、长官、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尊者的名字避而讳之。人们在说话或写文章的时候，遇到应该忌讳的人物的名字，必须设法避开，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或用其他办法来改说改写。人物姓名的避讳，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皇帝的名字，全国臣民都要避讳，叫做“国讳”，也叫“公讳”。另一种是，父母或祖父母的名字，全家后代的人都要避讳，叫做“家讳”，或叫“私讳”。
中学语文中遇到的避讳，一般都是“国讳”。比如，秦以前的皇帝，都要在每年的第一个月，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并决定这一年的政事，所以阴历每年的第一个月，便称为“政月”。到了秦朝，由于秦始皇出生在一月，便取名为“嬴政”。嬴政当了皇帝以后，便改用同音的“正”来代替“政”，“政月”改称“正月”。这还不彻底，后又改“正”的读音为“zhēng”，“正月”读成“征月”。汉文帝名恒，因为“恒”与“常”同义，于是改“恒山”为“常山”，改“姮娥”为“嫦娥”。汉光武帝名刘秀，便把“秀才”改称为“茂才”。鲁迅《阿Q正传》中称赵太爷的儿子赵秀才为“茂才先生”，其源盖出于此。晋文帝名叫司马昭，“昭”字别人就不许用，于是古代的王昭君改称为“王明君”（“昭”与“明”同义）。杜甫《咏怀古迹》之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明妃”就是由此而来。唐代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民”字改用“人”字。魏徵《谏太宗十思疏》：“怨不在大，可畏惟人。”杜牧《阿房宫赋》：“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两个“人”均为“民”。唐高宗叫李治，当时在行文中凡遇到“治”字都要改成“理”字（“治”与“理”同义）。柳宗元《郭橐驼传》：“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
九、对仗对仗现在称对偶，不过古代诗赋中的对仗要严格得多。不但出句与对句字数相等，结构相同，而且相同位置上的词语必须词性相同，意义相似、相反或相关，还要讲究平仄（即一句之中平仄交替，上下句之间平仄相对）。
对仗的种类很多。主要有：
⑴工对。工对要求对仗工整严谨。不仅同类词语相对，而且相对的词语范畴越小、关系越亲近、字面越对称，则对仗越工。名词分为若干小类，同一小类的词相对（如天文、地理、植物、宫室等），自是工对。有些特殊的小类如颜色词、数目字、专名词等相对，尤见工整。有些名词虽不同小类，但是在语言中经常平列，如天与地、诗与酒、花与鸟等，也算工对。有些特殊语音的词语（如叠音词、连绵词）相对属于工对。如《滕王阁序》：“兰亭已矣，梓泽丘墟。”“已矣”与“丘墟”之间，表面上看不是对偶，其实它们之间是双声相对。“已矣”是双声，“丘墟”在古代汉语中均为“溪”母，也是双声，所以成对。反义词也算工对。例如：李白《塞下曲》的：“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就是工对。句中自对而又两句相对，算是工对。象杜甫诗中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山与河是地理，草与木是植物，对得已经工整了，于是地理对植物也算工对了。
同义词相对不如反义词相对。《文心雕龙》说：“反对为优，正对为劣。”杜甫《客至》：“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缘”与“为”就是同义词。因为它们是虚词，不算是缺点。再说，在一首诗中，偶尔用一对同义词未尝不可，多用就不妥。若出句与对句完全同义，便叫做“合掌”，乃诗家之大忌。
⑵宽对。词性相同，但不同类别的词语相对，便是宽对。宽对和工对之间有邻对，即邻近的事类相对。例如天文对时令，地理对宫室，颜色对方位，等等。王维《使至塞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以“天”对“塞”是天文对地理；陈子昂《春夜别友人》“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以“路”对“堂”是地理对宫室。
更宽一点，就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这是最普通的情况。又更宽一点，那就是半对半不对了。首联的对仗本来可用可不用，所以首联半对半不对自然是可以的。如果首句入韵，半对半不对的情况就更多一些。颔联的对仗不像颈联那样严格，所以半对半不对也是比较常见的。杜甫的“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⑶借对。一个词有两个意义，诗人在诗中用的是甲义，但是同时借用它的乙义来与另一词相为对仗，这叫借对。也叫假对。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古代八尺为寻，两寻为常，所以借来对数量词“几度”。******《七律?到韶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看上去，“牺牲”和“日月”不能相对，前者是动词，后者是名词。但“牺牲”还有另一意义——古代把作为祭品的牲畜称为“牺牲”。这样，“牺牲”作为名词，就可以对“日月”了。有时候不是借意义，而是借声音。借音多见于颜色对，例如借“篮”为“蓝”，借“皇”为“黄”，借“沧”为“苍”，借“珠”为“朱”，借“清”为“青”等。李商隐《锦瑟》：“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以“沧”对“蓝”。
⑷流水对，也叫串对。对仗一般是平行的两句话，在形式上是并列结构。但是，也有一种对仗是一句话分成两句话说，两句话是一个整体，从结构上是并列关系，从语法上却是承接、转折、因果、假设等关系，或仅是一单句。这叫流水对。如杜甫《九日崔氏蓝田庄》：“羞将短发还吹帽，笑请旁人为正冠。”此为因果关系。白居易《古原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此为承接关系。陆游《书愤》：“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此为转折关系。骆宾王《在狱咏蝉》：“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此为一单句。周振甫在《诗词例话》中举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为例说：这两联“好像不是对偶，实际上对得很工整，是流水对，是很好的对偶。因为对偶的好处是符合于美学上的所谓均齐，但过于求均齐又怕呆板……流水对既有均齐之美，又自然而不呆板，意思联贯而下并不损害内容，所以是很好的对偶。”
（5）扇面对。以两句对两句的对仗，称为扇面对，简称扇对，也叫隔句对。白居易《夜闻筝中弹萧湘神曲感旧》前四句：“缥缈巫山女，归来七八年。殷勤湘水曲，留在十三弦。”这实际上是一副上下联各十字平仄相同的对联。扇面对在诗里不常见，但在词里面，尤其如《望海潮》等长调中却是常见的。如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长沙》：“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就是著名的扇对。古代骈体文也常用扇面对。《与陈伯之书》：“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
（6）当句对，就是在同一句中的词语自成对仗，同时又与另一句成对。例如毛主席《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颔联“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其中“虎踞”与“龙盘”，“天翻”与“地覆”分别构成工对，同时两句又构成对仗。杜甫《登岳阳楼》的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其中“吴”与“楚”、“东”与“南”、“乾”与“坤”、“日”与“夜”分别构成同类对，同时两句又构成对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三说：“唐人诗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对偶，谓之当句对。……如王勃《宴滕王阁序》一篇皆然。谓若襟三江带五湖，控蛮荆引瓯越，龙光牛斗，徐孺陈蕃，腾蛟起凤，紫电青霜，鹤汀凫渚，桂殿兰宫，钟鸣鼎食之家，青雀黄龙之轴，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天高地迥，兴尽悲来，宇宙盈虚，丘墟已矣之辞是也。”
（7）掉字对。就是同一句中使用相同的字与另一句一组相同的字作对仗。杜甫的七律中掉字对很多，用得很精妙，如《曲江对酒》的颔联“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出句中的两个“花”字与对句中的两个“鸟”字相对。《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尾联“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出句中的两个“峡”字与对句中的两个“阳”字相对。《贤文》里的“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两个“画”字与两个“知”字相对。掉字对实际上是“同字对”与“就句对”的结合，所以更能增加对仗工整的气氛，同时读起来朗朗上口，显示其音律美。
（8）错综对。就是在一联中相对称的字或词错了位。如毛主席《吊罗荣桓同志》颈联：“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这一联中“大鸟”与“老鹰”对称，可是错了位置。刘禹锡《始闻秋风》首联：“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这一联中“君”与“我”对称，也错了位置。有的对仗错位不只一字、一词，如：“裙拖六幅湘江水，鬓耸巫山一段云。”（李群玉《杜丞相筵中赠美人》）这一联中以“六幅”对“一段”，以“湘江”对“巫山”，都错了位。诗人所以用错综对，一是为了押韵，如第一例；二是为了句顺，如第二例；三是为了迁就平仄，如第三例。
十、节缩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辟“节缩”一节，定义曰：“节短语言文字，叫做节；缩合语言文字，叫做缩。节缩都是音形上的方便手段，于意义并没有什么增减。”并指出节缩有凑就对偶音节或者形成错综的效果。陈先生所说的节缩是广义的节缩，包括语音上的“合音字”，如“不可”缩为“叵”，“何不”缩为“盍”，“之于”缩为“诸”。这一类缩合现象，今天通常看作是词汇现象，称之为“兼词”。作为古汉语特殊修辞的节缩，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人名的节缩。司马迁《报任安书》：“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左丘即左丘明。王勃《滕王阁序》：“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杨意”即杨得意的节缩，“钟期”即钟子期的节缩。人名的节缩，《发凡》举刘知几《史通》节司马迁为马迁，韩愈《读东方朔杂事》诗节东方朔为方朔，嵇康《琴赋》节王昭君为王昭等为例。
二是成语的节缩。如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转侧床头，惟思自尽。”“转侧”乃“辗转反侧”的节缩。“既而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抢呼”乃“呼天抢地”的节缩。“夫妻向隅，茅舍无烟”。“向隅”为“向隅而泣”的省写。课文注释：“面对着墙角（哭泣）。《说苑》：‘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后人用‘向隅’，含有哭泣的意思。”因此，“夫妻向隅”云者，不在于说他们向着墙壁，而在于说他们哭泣。梁启超《潭嗣同》：“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推心”即成语“推心置腹”的省写。
节缩的主要特点是音形长度减少了而意思并没有减少，其修辞作用主要是为了节奏的匀饬、对偶的整齐。作为一种修辞方式的节缩，不包括音节上的合音词，也不包括一般的简称（不具有作家个性色彩和特殊的修辞效果）。现代汉语也保留了成语节缩的现象，中学教材中有鲁迅《拿来主义》中的“冠冕”（“冠冕堂皇”的节缩）、朱自清《威尼斯》中的“斩截”（“斩钉截铁”的节缩）等。还有人们所熟知的“沧桑”即“沧海桑田”的节缩，“金汤”即“金城汤池”的节缩，“瓜李”即“瓜田李下”的节缩，“泰斗”即“泰山北斗”的节缩。成语节缩的效果是使语言更精炼；其次，这些成语节缩后，可以与其他词语重新组合成新的四字成语或短语，以适应新的思想内容的需要，或使语言富于变化。如“沧桑巨变”“固若金汤”“瓜李之嫌”“学界泰斗”等。
十一、连及在古汉语中，有时叙说某一事物时，连带提及另一事物，而连带提及的事物在句子中实际上不起作用。这种修辞方式叫做连及。常见的是专名连及。杨树达《中国修辞学》举《左传?昭公三年》例：“昔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薨），士吊，大夫送葬。”（“聘”，古代诸侯之间通问修好。“不协”，不团结，有矛盾。）树达引孔疏：“襄是文公子，能继父业，故连言之。其命朝聘之数，吊葬之使，皆文公令之，非襄公也。”原文“文”指晋文公，“襄”指晋襄公。称霸的实际上只是晋文公。《孟子?滕文公上》：“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汝、汉、淮、泗四水，只有汉水流入长江，连类而及其余三水。高中《语文读本》第五册（人民教育出版社，）《许行》一课对“决汝、汉”一句的注解是：“开凿汝水、汉水。汝水在今河南省，汉水发源于今陕西宁强县，在湖北注入长江。”对“排淮、泗”一句的注解是：“排泄淮水、泗水。淮水即淮河，发源于河南，经安徽入江苏。泗水发源于山东，在江苏注入淮河。”注释对汝水是否注入长江交代不清，也没有说明为什么会有这种行文。
一般词语的连及，人们常称之为偏义复词。这类例子颇多。《墨子?非攻》：“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必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园圃”，本为果园和菜园，这里只是指果园。《孔雀东南飞》中“公姥”“父母”“弟兄”“牛马”等，即《中国修辞学》所谓“物名连及”。余如“利害”“异同”“缓急”“得失”等，即《中国修辞学》所谓“事名连及”。诸葛亮《出师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因前有“危急”之语，所以“存”用以衬“亡”。“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异同”偏在“异”，“同”只是连带提及，不过是由于平时这两个字经常连用而已。高中语文第三册《五人墓碑记》：“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课文注解对“亦以明死生之大”的注解是：“也就是为了表明死生的重大意义。死生，指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不同的生和死。”实际上，“死生”之义偏在“死”。作者所表彰的五人生前乃普通市民，“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是所谓“草野之无闻者”，假令他们能“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所以他们之所以被树碑立传，就在于他们死得壮烈、伟大，这在封建社会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礼记?曲礼上》：“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陈望道认为“猩猩非禽”，所以说“猩猩能言，不离禽兽”是上下文欠照应。香港郑子瑜教授不同意陈先生的看法，他引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从一而省文”的说法，指出：“禽兽”是复词，偏取“兽”义（参看《中国修辞学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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