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史宴
作者：云翳
从中古以来，合肥一直是南北交战中的军事要塞，在兵灾的破坏下，上古时代的繁荣不再，隋唐以后，又因为水运的主干道东移，长期一蹶不振。合肥机缘巧合的成为安徽省省会后存在感也很低，今后会走出一条怎样的路？
早年听过一首中国风歌曲——《庐州月》。歌曲讲述了一位十年寒窗的书生在衣锦还乡时，没寻到当年的青梅竹马、红袖添香，只看到如今的物是人非、只道寻常，目之所见还有一种庐州城月色下得而复失，而终不可得的残缺之美。
《庐州月》词曲意境凄婉，画面感十足，有着那么几分柳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味道，让人听来不禁去想象庐州城里的爱情故事。
柳永没有到过庐州，与他同样命途多舛的南宋词人——姜夔——却在庐州城里遇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红颜知己。在岁至3岁的岁月里，姜夔曾多次客游庐州，寓居于赤阑桥。“我家曾住赤阑桥，邻里相过不寂寥。君若到时秋已半，西风门巷柳飘飘。”
相传词人在这里结识了两位歌姬姐妹，彼此之间情深意厚。有人曾统计，在姜夔现存的80余首词中，有0多首都是在怀念这段美好时光。时至今日，当年的赤阑桥早已不见，只有合肥人将桐城路桥改称赤阑桥的追思之举。
白石道人姜夔给合肥带来少有的风雅
在今天的合肥市还有一处地名流传着才子佳人的故事，它就是位于合肥老城西南角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上的“稻香楼”。
此楼是明清易代之际名列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合肥诗人——龚鼎孳为其千金所娶的秦淮名妓——顾媚特意修筑的爱巢。作为明末遗臣，龚鼎孳一生“降闯”、“投清”，在气节上很有争议，但他对顾媚却十分宠爱，不仅“多为奇宝异珍、以悦其心”，还为这位如夫人争得了清廷“一品诰命夫人”的封典。
乱世红颜多薄命，横波夫人是“秦淮八艳”中唯一得到善终的女子。从这点上看，龚鼎孳倒是个怜香惜玉的主。
其实，纵观合肥千年城市史，像这样才子佳人的故事实在是屈指可数。这座江淮重镇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流传更多的则是王侯将相们金戈铁马的传奇。
先秦两汉：被战争耽误的商贸中心
合肥因水得名，本为“合淝”，与淝河有着直接关系。据郦道元《水经注》所载：“夏水暴涨，施合于肥，故曰合肥。”施水与肥水本不相通，只有在夏天河水暴涨的时候才汇流一起。后来经过人工开凿疏浚，形成了除邗沟外另一条沟通江淮的水道——江淮运河。据学者考证，这段运河建在合肥以西的将军岭上，平均长度约4千米。
唐宋以后逐渐淤塞的江淮运河
从全国地理形势上来说，我国以秦岭、长淮为界实行南北分野，东南方向的浙、赣、闽中地区在古代泛称扬越之域，而合肥所在的淮南江北地区，正处于我国古代中原向东南扬越的过渡地带。
再具体到江淮一地，合肥地处江淮分水岭南侧，北靠分水岭，境内河流湖泊众多，岭南有南淝河、杭埠河、滁河等长江水系，岭北有东淝河、池河等淮河水系。合肥以西是大别山脉东段的隆起地带——皖西山地，主峰天柱山、白马尖等海拔都在千米以上，合肥以东则是江淮丘陵中地势较高的张八岭地区，有老嘉山、琅琊山等领峰。
合肥所在的江淮丘陵属于大别山余脉向东北方向的延伸部分，其西边的将军岭正好处于江淮丘陵的蜂腰地带，南来北往无论是水道还是陆路都要由此经过。这样一来，傍水而建的合肥就理所应当的成为了南北水陆要冲。
早在先秦时期，合肥就凭借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了商旅往来的贸易都市。《史记·货殖列传》如是说：“郢之後徙寿春，亦一都会也。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在司马迁的观点中，合肥是除长安、洛阳等六大全国性都会之外的十八个区域性都会之一。
东汉班固在《汉书》里接着写到：“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汉代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以及帝国开发江淮、经营江南闽粤，合肥作为南北输会的地位日趋重要，它与寿春（今寿县）南北相辅，共居于江淮地区的中心、北通中原南达闽越的节点上。
从某种程度上说，合肥是当时整个东南地区中心城市寿春的副城，承担着运输、仓储等城市功能，是京杭大运河开通以前东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物资交换中心。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位于南北要冲的地理优势促进了合肥的城市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动乱年代里的兵连祸结。中国历史每值南北分裂、对抗时期，断裂带就常常出现在安徽地区。
在冷兵器时代，大江、大河是天然的军事屏障，江淮地区往往演变为势力对峙的分界线，成为南北对抗的主战场。作为江淮地区枢纽的合肥地区自然首当其冲。
受地形、水文条件的制约，合肥两侧区域难以做大规模的兵力运动。皖西山地、张八岭山高林密，作战不利于回旋；杭埠河、滁河都是由西向东流经江淮区域，不利重兵集团的南北运动和保障补给。故而合肥虽有便利的水陆交通，但周围群山环绕，易于守卫，因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南方进攻北方，由长江到达濡须水，入巢湖后再由江淮运河经寿春入淮河，再转涡水等河流可入中原腹地；占领合肥后还可以直接西去，经六安陆行到达豫州南部。
北方进攻南方，既可以直接由水路到达长江；也可以从合肥向东沿江淮丘陵的南麓而行，过大、小岘山（伍子胥所过楚国昭关即在小岘山上），到达历阳（和县）的横江渡，直面长江要塞采石矶。此外，还可以由合肥直接南下，沿巢湖西岸及皖西山地的边缘向西南而行，到达“中流天堑”的安庆地区。
北方势力若能控制此线，就可以东压武汉、西逼南京，战略态势大成。明代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总结道：“府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陈、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附其背矣……盖终吴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因此，江淮地区一有风吹草动，合肥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魏晋六朝：南北大战的核心战场
东汉末年，江淮地区年年战乱，人口锐减，航运中断，合肥县城屡遭毁坏，几乎成为一座空城。
当时正与袁绍争夺中原的曹操，深谋远虑，于建安五年（00年）任命刘馥为扬州刺史，治合肥，抢先布局江淮。刘馥未带一兵一卒南下，“单马造合肥空城”。他到任后采取各种重建举措，“广屯田”，修治芍陂等水利工程，同时“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刘馥种种经济、军事上的积累，为后来合肥及淮南的固守奠定了基础。
赤壁之战以后，东吴孙权改变了战略部署，在荆州方向以偏师配合刘备军队作战，自己则亲率主力攻打合肥，力图夺取淮南，进军许昌、洛阳。
建安十三年（08年），孙权亲率十万大军攻围合肥城百余日而不能下。建安十四年，曹操见合肥形势严峻，亲率大军从水路南下，整饬合肥防务。建安二十年（15年），孙权趁曹操西征汉中，大举进攻合肥。守将张辽以少敌众，两度出击，大败孙吴军队。后人罗贯中妙笔生花，将这场战役写成了“曹操平定汉中地，张辽威震逍遥津”，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
逍遥津公园的张辽像
公元33年，魏明帝采纳了扬州都督满宠的建议，放弃合肥旧城，在离施水三十里处依鸡鸣山山险另建新城（据考古发掘确定，三国合肥新城位于合肥西北郊15公里处），屯重兵驻守。此举旨在削弱吴军的水军优势，迫使其远水来攻。相对于老城，合肥新城更加易守难攻，魏军据此多次成功挫败了吴军的重兵来犯。
满宠等合肥新城守将的雕塑
据统计，在建安十三年（08年）到西晋咸宁四年（78年）间，孙吴军队对合肥—寿春一线总共发动了1次进攻。这其中就包括孙权的四次亲征、诸葛恪的0万众伐淮南（东吴出兵攻魏最多一次）以及诸葛诞反寿春一役（三国区域性战役人数最多一次，双方兵力共计50多万）。战争旷日持久，战事激烈异常。
魏吴军队在合肥地区的长期交锋在合肥城市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不仅标志着合肥在南北之争中军事要冲地位的首次彰显，同时也造就了合肥“三国故地”的城市文化名片。
今天的合肥市依然保留着诸如逍遥津、筝笛浦、藏舟浦、回龙桥、飞骑桥、教弩台、斛兵塘、拖枪岭、操兵巷等三国名胜古迹、传奇故事，流行着“下塘烧饼”之类的三国美食文化。
公元80年，西晋扬州都督王浑率领征南大军从合肥走陆路到横江，而后击败吴军主力，“成西军之功”，迫使吴末帝孙皓向王濬投降。
自此，结束战乱的合肥，重新从军事要地变回了交通要冲。《晋书·陈敏传》就留下了一则有关合肥漕运的记载。当时八王之乱愈演愈烈，帝国“京师仓廪空虚”，粮食危机一触即发。庐江人陈敏就向朝廷建议通过漕运将“积数十年”的南方米谷调往中原，也就是“漕运以济中州”，并且强调若不如此就无法解决危机。西晋朝廷当即采纳，任命陈敏为“合肥度支”主管此事。不难猜出，向洛阳漕运粮食，应该是充分利用了合肥所在的江淮水运。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西晋速亡，中国历史进入大分裂时期，立国江南的南朝政权又以建康为首都，合肥地区再次成为南北双方用兵的关键。
东晋初年，祖逖北伐后赵，却因势力强盛，受到朝廷的忌惮。太兴四年（31年），晋元帝司马睿任命尚书戴渊为征西将军镇守合肥，以牵制祖逖。一年后，局势逆转，东晋兖州刺史郗鉴被后赵石虎所逼，退守合肥。咸和二年（36年）后赵攻占合肥。再后来，庐江太守袁真又乘后赵内乱收复合肥。
仅仅东晋一朝，合肥就几经易手，足见争夺激烈。在东晋之后的宋齐梁陈时期，合肥军事价值仍未降低。
梁天监五年（年）豫州刺史韦叡北伐至合肥。此时的合肥城已经在北魏手中经营了六年之久，梁军屡攻不下。强攻不成，就当智取。韦叡采用了围堰肥水灌合肥城的办法，不断堵高南肥河水位，还建造与城墙一样高的战船，四面围攻，最终击败5万援兵、成功占领合肥城。
此役是南北朝时期合肥城最大的一场攻伐战，战争对合肥城造成了巨大破坏。淝河河水由北岸外溢，冲毁了秦、汉所建的合肥县城。这以后直至隋代，合肥地区依旧战事不断，秦汉合肥县城也就在硝烟中逐渐湮废。
隋唐：黄金水路东移带来的衰败
合肥自秦代开始设县，两汉沿革不废。秦时合肥属于九江郡，汉初先属于九江国，后属于淮南国，再后来又划归九江郡，隶属于扬州。
韦叡占领合肥后，将豫州的州治搬到了合肥。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56年）、太清元年（年）合肥城也分别成为南豫州、合州所在地。隋开皇三年（年），置庐州，以合肥为治所。这就是今天合肥“庐州”之称的最早来源。
两年后，隋廷在三国时期的合肥新城处“立镇、置仓”，预备伐陈。再后来，庐州总管韩擒虎率领大军沿着西晋王浑的行军路线，“出横江，渡采石”，兵临建康，成为隋灭陈之战的关键一路。
隋统一之后，饱受战乱的合肥迎来了重新发展的契机。但是，这一工作刚刚开始，隋朝就二世而亡，合肥城的重建工作也就顺延到代隋而立的唐王朝。
唐贞观年间，右武侯大将军尉迟敬德受命营建新的合肥新城。唐代的建造者们吸取了韦叡水淹合肥的城防教训，不在南肥河北岸低洼的汉城旧址上继续修建，而是选择了南肥河南岸高亢的台地作为新城城址。同时充分考虑到城市用水以及水运交通问题，新的合肥城临水而建，以南淝河支流金斗河为北城护城河。所以，此城又名金斗城。
唐以后，直至北宋，作为庐州州治的合肥城享受了一段相当长的太平时光。可是，此时的金斗城虽依旧是江淮地区的重要城市，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已经不复“南北输会”的往日荣光了。
从某种程度来说，合肥因水而兴，也是因水而败。这种衰败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原因之一是地质条件的变化，即江淮运河的逐渐淤塞。
郦道元注《水经》时说只有夏天涨汛时才会“施合与肥”，这反应出北魏年间可能存在着季节性断流现象。到了唐代，运河淤塞情况更为严重。
唐德宗建中年间，田悦、李惟岳、李纳、梁崇义四大藩镇作乱，南北漕运都被阻断，京师一片恐慌。当时任职江淮水陆转运使的名臣杜佑向朝廷建议，“疏鸡鸣岗首尾，可以通舟，陆行才四十里”，南方的粮食就能水运。后来战事顺利，淮路又通，这一建议未被实行。
由此杜佑的奏章可以得知，此时合肥地区的运河是需要疏浚才可以通漕，而且运输途中还得陆路转运40里。
如果不是战争，杜佑是不会想起重启合肥地区已经淤塞的河道，这是因为此时的全国水道干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大运河的开通使得江淮运河风光不再
自隋朝开通大运河以后，南北水运干线网络重新调整，秦汉时期以鸿沟、颖水、肥水为干线的水运网逐渐被通济渠（汴渠）所取代，在古邗沟基础上开凿的大运河又成了沟通江淮的主干道，南北水运干道东移，合肥逐渐丧失了秦汉时代水运枢纽的地位。
两宋：女真、蒙古的噩梦
唐至北宋年间的合肥城发展并非止步不前，只是相对于大运河沿线城市来说，城市发展处于一种衰落的地步。
不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时期的庐州城虽然没有成为举国名城，但是出了一位在合肥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北宋名臣包拯。
由于包拯不畏权贵、廉洁公正的青天形象深入人心，连带着庐州城也在平民百姓的口中传唱了千年。包公作为合肥的标志人物之一，至今仍是合肥人的骄傲。
在合肥，有很多与包公有关的地名。除了以包孝肃公祠为核心的包河公园外，还有以包拯命名的包河区、孝肃桥、包河大道以及包拯出生地——凤凰山、儿时嬉游处——脚印塘。这些地名、遗迹依然在讲述包公的传奇，承载着老百姓心目中的忠、孝、清、廉。
合肥包公祠雪景。新华社发（刘兵生摄）
公元年，金军南下，宋室南渡，江淮大地重燃战火，庐州城再次成为牵动天下格局的“淮西根本”。
绍兴元年（年），伪齐刘豫派遣部将王世冲率蕃、汉兵攻打庐州，庐州守臣王亨诱斩王世冲，大败齐军。绍兴四年，金兵围困庐州，抗金名将岳飞派遣部将牛皋、徐庆率军增援庐州，又胜金军，追击三十余里。绍兴六年，刘豫遣子刘麟三路攻宋、进犯庐州，被张俊、杨存中（即杨沂中）等人击败。绍兴七年，南宋淮西将领郦琼以庐州叛，降刘豫。绍兴十一年，杨存中等人又从金兀术手中夺回了庐州。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开国名将杨存中因为后来监斩岳飞父子而受到了不少诟病，但他在庐州一地的抗金事迹却被合肥百姓所歌颂，合肥老城的杨将军庙就是为了怀念他而建。
绍兴三十一年（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兵分四路，大举南下，企图一战灭宋。完颜亮亲率主力，自开封出发，首攻庐州所在的淮西地区。南宋淮西守将王权，畏敌如虎，在建康裹足不前，坐视金军渡过淮河，接着又弃守庐州，使得金军直达长江北岸的和州，临安朝廷顿时一幅风雨飘摇的景象。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年西晋灭吴、隋灭陈都是采用了从庐州到和州，直面采石矶、兵临建康城的进军路线。或许面向滚滚长江水、眺望建康城的完颜亮脑海中浮现的就是这些前朝故事。然而这一回采石大战的结果却是六十万大军成全了一介书生的青史留名。南宋军民在虞允文的指挥下，力挫南侵金军主力，打破了完颜亮渡江南侵、灭亡宋廷的计划，进而加速了其统治集团的分裂和崩溃。
绍兴年间的庐州争夺再次佐证了这座淮西重镇对于南宋政权的重要性，庐州一失，建康危急，临安则不稳。但是，唐代所建金斗城城池狭窄，不利于重兵驻守与补给运输，满足不了新形势下的城防需要。
为了固守合肥，确保江淮地区的安全，南宋第二任皇帝——宋孝宗——任命郭振为淮西路元帅，率领重兵坐镇庐州城并进行城防改造工作。乾道五年（年），郭振突破原来地形限制，南截唐代金斗城一半，北跨金斗河，扩建新城，取名“斗梁城”。新城将原来城外东北角的小湖泊——“逍遥津”和西北角的洼地——“金斗圩”一并囊入城内，城池范围扩大数倍。
需要强调的是，斗梁城一改汉唐合肥城沿河布局的特点，将金斗河引入城内，使其穿城而过，从而既保证了城市用水，又提高了水运优势，方便物资兵员的输入。为了稳固防守，金斗河东西两侧还各设水门一座，以兹启闭。
南宋斗梁城的修建不仅对于南宋国土防御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合肥城市史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后世元明清三代的合肥城都延续了斗梁城的城池轮廓。
跨河而治，水运便利，不难想到在那个经济繁荣的宋朝，合肥城应当有着属于自己的繁华。可是，这座水运便利的斗梁城最初的定位是南宋朝廷的“边城”，再好的景气也抵不过战火连天。
公元年秋天，大词人姜夔时隔一年后再度造访庐州城，“时闻马嘶，出城四顾，则荒烟野草，不胜凄黯”，于是词人触景生情，写下《凄凉犯》，其词曰：“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马嘶渐远，人归甚处，戍楼吹角。情怀正恶，更衰草寒烟淡薄。似当时、将军部曲，迤逦度沙漠”。在词人笔下，庐州城是一片离索，好不凄凉。
不可否认的是，离索“边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确保了临安城里的“暖风醉人”。
庆元元年（年），金将仆散揆率军渡淮，攻陷安丰军，进犯庐州，遭到宋军坚决抵抗。开禧二年（年）四月，南宋在韩侂胄主持下北伐中原，因准备不周，各路溃败。十一月，金军反攻，渡淮进攻庐州，守将田琳坚决抵抗，金军围攻不下，遂从庐州撤离。开禧十年（年），金军又攻，再度败退。
端平二年（年），宋蒙战争爆发。次年，蒙古入寇淮西，派游骑骚扰庐州，被宋将赵葵援军迫退。嘉熙二年（年），蒙古都元帅察罕统领河南蒙古、汉军，再度猛攻庐州，守城宋将杜杲坚决抵抗，蒙古军损失惨重。
斗梁城修成后
庐州在女真、蒙古的猛攻下均屹立不倒
细数南宋一朝历史，自斗梁城扩建之后，庐州城再也没有被敌军所攻克，无论是金军还是后来的蒙古骑兵都没有在两淮地区取得军事上的优势，故有“天生重庆，铁打庐州”一说。
庐州虽稳，可一城之得失扭转不了王朝的江河日下。公元年，蒙古军绕过庐州城所在的两淮地区，从长江中游突破宋军襄樊防线，而后顺江南下，一路攻占建康、临安。公元年，南宋淮西守将夏贵以庐州及淮西各州降元。从此，庐州城进入元朝时代。
元以降：极度没落与向死而生
元朝初年，鉴于元军不善于攻坚战，为了稳定统治，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平毁了南方大量城池，曾经力拒蒙古铁骑的斗梁城也遭夷平。
然而，时隔不久，没有城墙的城市就遭到了威胁。元至正年间，红巾军起义爆发，“凡城所不完者皆陷”，合肥“城久记且夷”，合肥元军“仓卒为木栅以守”，侥幸击退红巾军。
此战过后，元朝政府立刻募集资金，“用木若干，甓四百四八万，用人之力七十七万八千”，历时七个月，修复合肥城墙。后来明朝开国大将徐达率军初攻庐州城，历时三月都不能下，只能撤围而去。时隔一年后徐达再攻庐州才一雪前耻。对于此战，后人评价到“明初创起江淮，亦克庐州而版图日廓。”
元末明初，朱元璋占领庐州后，设立江淮行省，首任江淮行中书省事俞通海为了贯彻“高筑墙”的政策又在元末新城的基础上“加建了砖质城墙”。新的合肥城“周长二十六里余”，于明清两代以来的五百年间，城池规模、形状都没有大的改动，只有在战乱、灾害之后屡有修葺城墙之举。
中国历史在南宋以后，再也没出现过历时百年的南北分裂，作为曾经江淮重镇的合肥在明清两代虽偶有战事发生，但总体上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只是相对于大运河沿线城市以及江南城镇来说，合肥城的城市发展缓慢。
这一时期的合肥，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名气不显，而且在清初所置的安徽省内城市地位不及安庆、徽州。进入近代，芜湖、马鞍山为代表的皖江城市发展迅速，大有一副后来居上之势。民国以后，合肥废府为县，城市地位下降，持续衰落，城区面积只有5.k㎡，常住人口6.06万人，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
需要着重提及的是，在合肥城市史上，近代以后的合肥城迎来了另一个重要时期。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太平军一路北上，攻入安徽境内。洪秀全定都天京后，合肥因为战略位置凸显，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从咸丰三年(年)至同治元年(年)，清军与太平军在合肥形成十年左右的拉锯战，反复争夺。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战役则是三河大捷。咸丰八年（年）十月，太平军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在合肥南边的三河镇聚歼湘军悍将李续宾及曾国藩之弟曾国华等清军余人，史称“三河大捷”，三河由此名声大噪。
为了镇压太平军，合肥地区走出了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要影响的李鸿章的淮军。淮军起初是由合肥地方团练武装发展而来。面对来势汹汹的太平军，这些地方武装纷纷结寨自保，修建易守难攻的“圩”。比较代表性的圩就有刘铭传所建的刘老圩；宋先聘家族所在的宋家圩；周盛波、周盛传兄弟所建的周老圩；董凤高家族故居董老圩。
合肥再兴的契机——淮军
现如今，这些起初用来军事防御的圩寨已经变成当地标志性建筑，百余座淮军故里圩堡群也发展成紫蓬山风景区一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合肥人户外踏青旅游的首选之地。
当然，若去合肥旅游，李鸿章故居定是不能错过。作为江淮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晚清名人故居，既可以一观江淮建筑风格，又能够一窥近代历史风云。
纵观合肥历史，合肥城因水而名，可谓因水而兴，亦是因水而败。清朝嘉庆年间编纂的《合肥县志》在前序中这样写道：“太史公叙天下地势，于江淮之间独举合肥。今千余年后，山水变迁，昔太史公所云‘受南北潮’者已不复见”。
人们在合肥“天鹅湖”边留影。新华社记者郭晨摄
三百年后，合肥成为安徽省省会，也是如今城市发展及影响力不突出的省会，亦是现有中国版图上距离五大淡水湖之一直线距离最近的省城。
年，合肥市启动滨湖新区建设；年8月，地级巢湖市拆分，庐江县与县级巢湖市划归合肥市管辖，巢湖成为合肥市内湖。这些种种“与水相关”的举措，能否成为破局之策，推动生态城市前景下合肥城的重新崛起？活在当下的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历史学者宋杰先生的新作《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中华书局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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