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世界上古史、中古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年获“日知世界史奖”。是少有的学贯中西、始终站在学科前沿的史家，在世界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上卓有成就。本文来源：《人大课程：名家的16堂历史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感谢出版社授权转载。
皮老师、王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其实我要给大家讲的，没有太多深奥的东西。我觉得可能由于我年龄的关系，他们称我是老师，从年龄上讲，我比他们要大多了，辈分上确实是这样的。与诸位同学，年龄差别就更大了。当然，换个角度说，年龄上我也是个“80后”。所以，我愿意见诸位，跟诸位谈谈心。我会提些问题，来帮助同学们思考如何入门史学，然后也欢迎同学们和我交流，多给我提问题，这个场合非常适合提问题。
一、学术定位
诸位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一个学期快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对自己学术所处的位置有没有思考过。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学术定位问题。从前，我去国内一些不熟悉的地方开会，我认路不行，总买份地图。我发现这些地图对我用处并不太大，因为首先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看了半天还是很茫然。后来我到宾馆，发现宾馆门上都有饭店所在地，我觉得这很好。到国外，情况更不熟了，如果经常让朋友带我，也不方便。周末出去办事，就坐公交车，但也需要问路，从哪儿到哪儿，再到哪儿，不过这些地名我都不知道。但每个汽车站都免费发个条，它告诉你所在地在哪儿，要到哪儿。然后，在报站的时候，我心里就清楚了。从中我懂得了一点，人生要定位，学术也是一样。那么，诸位的定位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直观地看，诸位原来是高中生，现在是大学生，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换点。中学以前是小学，小学也学一些历史故事。中学教科书里也有历史。但现在诸位到了大学，又学历史学专业，那么，大学学的历史跟以前学的历史是什么关系，跟以后要走的路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高中以前讲的基本上还是常识。现在诸位进入历史系，就变了，历史不再是常识，历史是专业，诸位感觉到中间的重大变化了吗？选了这个专业，就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到大学学历史，怎么进这个门？小学、初中学的历史是零散的、不完整的，高中就逐渐完整起来了。小学学历史，是不是有当故事学的情况？小学学的是“小故事”，中学学的是“中故事”，那大学学的历史是否就是把故事讲详细了，成了“大故事”？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阶段学的历史是什么？是不是就成了“老故事”？
人生有人生定位问题，其实学术也有定位问题，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就好像是一个底片，小学2寸，中学4寸，大学8寸，硕士生再放大，博士生还要再放大。是不是把书越写越厚，教材越读越厚，就叫大学？不是这样。这个转变是什么？曾经我们把历史当常识，现在是把历史当专业知识。常识跟专业知识比，像清凉油，有点头晕，抹一点清凉油，什么时候都很管用。专业知识就不再是清凉油了，而像我口袋里放的硝酸甘油。我没发过心脏病，但我的年龄在这儿，心脏病是有可能发作的。不过不要紧，我书包里就有硝酸甘油，含一片就解决问题了。现在是要学一个专业，终生要用这个工具来为中国文化建设出一份力。解决的问题不一样，所以这不是同一张底片从2寸、4寸、8寸不断放大，它的质量是要变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完成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换？
二、基础知识与前沿问题之间的张力
第二个问题，我们讲基础知识与前沿问题之间的张力。不知道同学们习不习惯用“张力”这个词？英文就是tension，tension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拔河比赛，一根绳，一边一群人，各往自己那边拉。把中点拉过了一定距离，就分出了胜负。在这种情况下，甲方跟乙方之间有个离心力，这力量是相反的。但中间有很结实的绳子，拉得紧绷绷的，不让断裂，有个向心力。有同学在学乐器，这个琴弦是要调的，稍微一拧，调子就不一样。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要说明，基础知识是必要的，前沿知识也是必要的。诸位要把历史从普通常识变为专业知识，首先就要实现这个质变。如果说中学学历史，讲赤壁之战，只要把故事说一遍就可以了，说得详细一点，说得完整一点。这是一个相片的底片，现在要开始改变。改变在哪儿？讲赤壁之战，根据什么？比如，什么材料可以让我们知道赤壁之战？材料很多，《资治通鉴》里写得确实很精彩，但《资治通鉴》能不能作为根据？不行。为什么？因为司马光距三国时期太远，他掌握的不可能是第一手资料。根据也不是《三国演义》，而是《三国志》，光看《三国志》够不够？不够，还要看《三国志》的注，比如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三国志》这本书讲得很简练，演义不起来。古代书籍注释有多种方法，基本上都是对文字和音韵的解释，先秦两汉的史书注释都是这样。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不是这样。从三国时期到裴松之生活的时代，要经过魏晋，当时有很多资料流传下来，很多民间传说、野史，裴松之把这些东西都写到《三国志注》里面，注里有很多细节场面。假如毕业论文写赤壁之战，裴松之的注讲了多少，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都知道讲历史会讲空城计。《三国志》里没有空城计，空城计是真的还是假的？《三国演义》里有空城计，但《三国志》里没说。这件事发生在诸葛亮六出祁山，要北伐，帮助蜀汉恢复汉朝统治，灭掉曹魏的时候。《三国志》里没讲，那空城计有没有来源？有。在哪儿？在《三国志注》的注里。《三国志注》的注里讲到空城计的时候，有一段材料是这么说的：空城计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诸葛亮，一个是司马懿。当时有人对司马懿的儿子说起过这件事。说得有鼻子有眼，司马懿的儿子叫什么，《三国志注》的注里都有考证。裴松之把这件事引出来以后，又举出几条理由，说这是不可靠的。我说这件事，不是鼓励大家做《三国志》研究，我也不做三国史研究，就是因为喜欢看各种书，小时候看过《三国演义》，总想弄个究竟，看看这个，会发现很多问题。裴松之讲，空城计中诸葛亮所面对的根本就不是司马懿，理由之一是：当时司马懿不在主战场关中。曹魏从曹操起就不相信司马懿，司马懿很会装蒜，装得非常乖巧，可曹操不放心他，所以真正跟诸葛亮对阵的是曹真。那么主角司马懿在哪儿？在荆州。后来曹真死了，才把司马懿调到关中，所以这件事看来不存在。
诸位要想，就像这样一件小事，要知道问题在哪里，就要有分析问题的能力。不是别人讲什么就听什么，就信什么。首先要能提出问题，如果不能提出问题，那就很难学好历史。所以，基础知识要跟前沿问题对立起来。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有没有道理，知识是不是力量？知识就是知识，知识就在人们头脑里，怎么变为力量了？这是可以思考的。知识只有在被用来回答、解决问题的时候，只有在跟问题相对的时候，才从潜在的力量变为实际的、有效的力量。没有问题的挑战，知识是无用的、是死的。所以，上大学就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前沿问题？
我觉得上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有问题意识。从历史常识来看，学习历史学专业，首先要有自觉的问题意识。一切学问都从问题开始，许多著名学者都讲过这个问题。中国人把“学”“问”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真的很好，要学要问，学就要问，问就要学，并在一起就是“学问”，从来都是这样。南宋的朱熹把学问能不能问，把将来的前途如何阐述得比较清楚。朱熹一辈子教书，他的学生把他的话集合成一本语录叫《朱子语类》，这本书有三卷是讲做学问和读书的，非常值得看，其中一篇讲的就是必须要会问。清代大学者戴震，他读书时必读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我小时候也读这些书。那时读这些书是连序也要背的。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句：“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大学章句》）戴震问他的老师：不是说《大学》是孔子的遗言吗，为什么又是“子程子曰”？实际上这是朱熹的注。老师便回答他，这是朱熹替孔子注写的。戴震提出质疑：朱熹距离《大学》成书时有多远？老师回答千年以上。戴震又问：那千年以上怎么知道孔子说的话呢？这是戴震年轻时的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要敢于质疑。可是有几个读《大学》的人会质疑呢？大家都觉得《大学》中的内容就是孔子说的话。我讲这个例子，是告诉大家要善于提问题。
西方18世纪盛行理性主义，其中一位著名自然科学家叫笛卡儿。他提出一切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那么，要怀疑到什么程度？怀疑到找得到的出发点，怀疑到不能怀疑的地步。笛卡儿觉得最不能怀疑的就是“我在怀疑”这个事实。“我正在怀疑中”，这就是“我正在思考中”，“我在怀疑”的“我”这个主体是存在的，所以出现了一个口号“我思故我在”。这是一种很彻底的怀疑精神。但笛卡儿这句话也有问题，我们另外再说。所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对诸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和诸位说，很多年以后，可能到我也去世了被人遗忘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成就，但每个人成就的差别会很大，成就最突出的一定是最会提问题的。当然，提问题并不是空想，凭空提问题是不行的。要提出前沿问题，提的问题不是前沿问题等于没有提。所以，提问题要形成张力，就像拔河，不竭尽全力怎能赢得比赛？所以，一定要接近前沿。
怎样才能提出前沿问题？第一步是根据现有问题，了解别人讨论到什么程度。这点说起来容易，其实不然。像研究世界古代史，要达到西方的前沿谈何容易，并不是想到前沿就能到前沿，有很多条件限制着，所以存在张力。想要真正达到前沿，基础知识必须很扎实，哪一点不具备，哪一点就限制达到前沿。就像前面街区失火了，要赶去救火，只要有哪个路口过不去，就救不成火。所以，达到前沿，需要各种各样的知识。比如在外国史问题上，掌握多少种语言，掌握到什么程度就非常关键；研究中国史也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古文就必须非常好。要提出前沿问题，非常不容易。
第二步是虚心学习。追寻前人的脚步很重要。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这是学习基础知识的一个中介，学习研究刚刚开始，就像小孩学步，必须学得扎实。不仅要学习历史经验，还要思考是怎么在问题上达到前沿的，这就要注意学习史学史、学术史。在学习、研究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要跟着前人的步伐学习。诸位虽然现在是大学生，但在学术上才刚刚起步。那大学学习的目标就是学前人走过的路吗？不是。真正的目标是在已有的基础上发现新的问题，把问题提得更前沿。不可能达到前沿就到头了，学术研究工作总是后代超过前代。我们要做的是回答前人的问题，但在回答前人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骄傲，因为在回答问题的同时必然会犯新的错误，会留下新的问题。柏拉图回答了古希腊哲学史上的好多问题，他到了前沿，其思想的深刻程度是惊人的。但他留下的问题也是惊人的，他的错误深刻到多年以后也还要反思，所以错误不是也很有价值吗？优秀的学者有两个共性：第一是回答前人的问题，第二是留下新的问题。不要怕犯错误，要错得有深度。因为虽然错了，但他人可以在新的高度、新的深度上纠正错误，一代一代学人就是这样前进着。康德也是一位在回答前人问题上做出巨大贡献的哲学家，同时他所留问题的价值也是巨大的，很多问题到今天还没被解决。问题不会终止。如果能一直保持这种张力，就能在学术生命上保持活力。学术生命和人的生物生命不一样，生物生命会衰老，但学术生命可以永远年轻。这就在于保持基础知识与前沿问题之间的张力。哪天没有了张力，学术生命就衰老了。我作为一个老年人，深深地有着这种警惕。人很容易衰老，我看到诸位时还能很清楚地想起青年时期的自己。
在学术上只要保持基础知识与前沿问题之间的张力，就能永远保持在前沿。最好的状态就像《长恨歌》里的名句描绘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当然，这里不是取它的原意，《长恨歌》里的完整表述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讲唐玄宗因失去杨贵妃而很失落。我们要在基础知识与前沿问题之间的张力上“上穷碧落下黄泉”：一方面往基础知识这个低处伸，另一方面往前沿问题这个高处伸。有些大树很古老，但依然枝叶茂盛，生命力极强。为什么？因为树在生长的时候，一定是树干在长，树根也在长。一旦上面不再发展，下面的根也就不再生长。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提醒大家，要把基础知识与前沿问题好好结合起来，以免到了老的时候懊悔。记得小时候读过一个故事，有个人在窗前注视风景，忽然感觉年华都白过了，感叹很多，结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没老，还是个青年，这是在梦里变老了。他感觉自己非常幸运，应该好好珍惜青春。这虽然是个文学作品，但却告诉我们要珍惜青春，不要到老了的时候懊悔。
三、微观与宏观的关系
现在讲第三个问题，微观与宏观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和前面两个问题的关系很密切。现在诸位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可能还没有想这个问题，但过了一两年到写毕业论文时就应该会思考这个问题了。毕业论文，越早思考、越早动手准备越好。当然不是现在大一阶段就开始写，而是要从现在开始有意识地做准备。这跟基础知识与前沿问题的关系一样。既要题目有意义，也要保证自己能做到。一定要多看前人的著作，从这些著作中寻找新的问题，不要自己空想。当年我的很多同学跑到北京来找材料，写论文，非常辛苦。其实在选题时就应该考虑到这些，诸如问题讨论到什么程度，需要什么材料。
大家注意，论文的选题是问题，是确定研究对象，而不是确定研究范围。它一定是回答问题的。严格来说，确定的研究范围不能叫论文的问题。当然可以确定范围，比如中国古代史、中国现代史，但论文选题一定是问题。确定一个范围然后罗列材料的论文肯定不好。现在经常讲论文要创新，要填补前人的空白，于是有人找前人没有研究的边角问题去做。我不敢说这没有意义，但我敢说这没有多大意义。边角问题过去为什么没人做？像挖煤，大部分的煤被采完了，但还有一些边角煤没被采。当然可以采这些煤，但这些被人废弃的煤又有多少价值？这样的问题做出来，顶多填补小型的空白。问题的研究是一个系列、一个进程。大学的本科论文要从大问题、重要问题入手。重要问题能别开生面。大问题进去后还有副问题可以做，而且这对你们将来整个学术体系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意义。研究边角小问题对将来的学术没有什么意义。
但并不是说就不要微观，微观非常重要。我们要非常微观，微观要和深度结合在一起。微观是什么？题目可大可小，但可以在微观中把深度做上去。所以，微观依靠的是各种有深度的知识。比如，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就要熟悉中国的古文，就要有文字学上的功夫。中国的史书很多，大家都读《尚书》《诗经》，王国维先生也说这些书他也不能全懂，其实现在没有一个人敢说全懂。问题很多，前人的解释也很多。那么，现在大家写文章的时候都引用《尚书》《诗经》，此时就有引用是否恰当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有自己的判断，即使引用别人的说法，也要知道为什么取这个说法而不取另外的说法。要有这个想法，不是随便选哪家都行。能力不够时要知道，自己选他人的说法是有理由的。这需要微观的语言学能力。诸位不要以为《尚书》《诗经》难读，《史记》就好读了。我倒总觉得《史记》里问题很多。只要钻研下去，就一定会发现问题。前人的解释问题很多，而且解释是不同的，有很多分歧，怎么看？知道别人的理解是错误的，知道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什么，知道对问题应该怎么看，这就是微观功夫。研究外国史，如果外文不通，很多时候就研究不了。不懂哪国的文化，哪国的历史就研究不了。所以，微观很重要。
宏观是一种逻辑思维能力。这是中国人比较忽视的。我们一般都认为，只要思路清晰，讲出来的话有逻辑就行。其实不是这样。不是说国人在这方面不好，但的确有些毛病。诸位觉得“颠倒是非”和“混淆黑白”的意思一样吗？我举个例子来说明逻辑的重要性。煤球是黑的，说煤球是白的，不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吗？不，这是混淆黑白，但不是颠倒是非。逻辑上分得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当一个同学说煤球是黑的而另一个同学说煤球是白的时候，你们让我做裁判，我在煤球里掺进很多石灰，把煤球弄成灰色，然后说你们都错了。我要是再加点颜料，煤球还可以是红的、黄的。所以，两位同学说的话不可能同真，倒可能同假。但一人说煤球是黑的，另一人说煤球不是黑的，这和说煤球是白的就有区别。黑和不黑之间的关系叫矛盾，黑和白之间的关系叫差异，这两种关系是不同的。黑和白不可能同真，但可能同假。黑和不黑不可能同真，也不可能同假；一个对另一个就错，反之亦然。所以，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这叫颠倒是非。
所以，“颠倒是非”和“混淆黑白”不是同一个概念。逻辑学有三个定律：同一律，A是A；矛盾律，A是A就不能不是A；排中律，A不能既是A又不是A。中国人就想：A是A，废话；A是A就不能不是A，废话；A不能既是A又不是A，又是废话！所以，逻辑的三个定律是一句废话说了三次才说完，中国人就觉得有毛病。但要解决这些问题，要有严格的逻辑训练。
宏观思维一定要有逻辑。微观和宏观之间是一种张力关系，刚才说的基础知识和前沿问题之间也是一种张力关系。为什么说选一个小问题做、填补空白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与对宏观问题的思考不发生张力关系。找别人从没做过的问题，把材料一找，没有宏观思考，就肯定不是在学术大路上。要走在学术大路上，旁边的支道就都要弄清楚。要学习邮递员，在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没有投递全市的邮递员，只有投递某个区的邮递员。对一个区有几个胡同、要拐几个弯都熟悉，这是微观；但也一定知道这个区和哪几条干线连在一起，对东西南北、经线纬线都很清楚。一个掌握大局但不知道具体地址的人，是没办法进行投递的，所以没有微观是不行的。
有微观、没有宏观也是不行的。宏观问题使人站得高，站得高，就能看得全；对微观问题的研究，是宏观问题里的一部分。什么样的研究是好的？研究一个问题，不断深入，第二个问题就能连上来，第三个问题也连上来，第四个也连上来，第五个问题也连上来，它们是内在相关的。研究完这五个问题以后，就会有一个总的、宏观的观察，这时就成系统了，得出的研究成果就叫专著。现在大多把一本书叫“专著”，写出多少万字叫“专著”？其实很容易。史料是现成的，把它们列举出来，然后加点评论、分析，谈点自己的看法，就写出一部专著了，是不是太廉价了？这样的“专著”如果太多，恐怕对学术研究不利。大家正处在从学习基础知识转到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以下问题：自己准备做哪方面的研究，断代史、专门史方面的，还是国别史方面的？假如要做国别史方面的研究，又准备研究国别史的哪几个问题，是研究经济史的问题、社会史的问题，还是研究哲学史的问题？一定要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大致关系。第一步为第二步做准备。从现在起就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
学习历史要多做笔记。倒不是主张用一张张卡片记材料，卡片可以做，但更多是把思考的问题记下来。思考的问题的总的结构是什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怎么看？这个问题有没有老前辈讲过，如果有，老前辈讲的意思是什么？头脑里有这个意识和没这个意识是不一样的。若头脑里有宏观意识，就能把材料的方方面面都看得清楚明了。那么，写文章的时候，心里就明白还有第二、第三等方面的材料。做第一篇文章的时候，第二篇文章实际上准备了一半，没有一半也是三分之一以上，第二篇文章做出来，第三篇文章也像这样，源源而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现在微观研究似乎不成问题。现在写一篇很漂亮的文章似乎很容易，还可以让材料很充分。为什么？有电脑，有数据库啊！搜索一下，所有的东西都出来了。所以，今天一个年轻人可以写出我们那个时代一个大学者都想象不到的东西。但你们知道这些是微观的东西吗？电脑能够代替人脑吗？我相信电脑有一天会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人脑。不过，这一天的到来就是人的没落。给诸位说个简单的道理，电脑是人造出来的，而不是人是电脑造出来的。
为什么说用电脑搜集材料不行？第一，电脑搜集的材料脱离了上下文，割断了材料和周围的联系。上下文就是语境，脱离了语境，就很容易断章取义。所以，人在思考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材料不适合。打个比方，要做一道菜，怎样才能做好？对用料的考虑必须周密，从动物身上取哪一部分都要考虑最好的配合。用电脑搜集材料的结果是什么？这就好比从猪身上割一块肉、从牛身上割一块肉、从羊身上割一块肉、从鱼身上割一块肉、从鸡身上割一块肉、从鸭身上割一块肉，放在一起一锅烩。可以用电脑做助手，但用电脑查出材料后一定要查看原书。第二，实际上电脑并不能查出研究所要的材料，研究所要的材料是有层次的，电脑上查出的材料却都是同一层面的，不能告诉研究者材料背后的材料。所以，要掌握微观的东西，就要弄清楚材料的结构，找到材料背后的材料。
怎么样才能看到材料背后的材料？从高处看。要看得全面，就一定要从高处看。站在地面上看，只能看到某个小区、胡同里的景象；站在高楼上看，就能看得更远、更广。如果坐在飞机上看，那就能把整个北京收入眼底。所以，孔子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站的高度不同，看到的景物就不同。没有宏观，不从高处看，仅从细处看是不完备的。所以，宏观和微观的关系非常重要。
四、时间与效率的关系
现在讲第四个问题，时间与效率的关系。我估计同学们会问：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以前在讲演中也遇到同学给我提这个问题，同学说：“您讲的这些东西，我时间有限，您让我搞中国史，我古文念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还要我学外语。如果是学外国史，外语学下来也就不容易了，您还要我读古文。两头忙，怎么办啊？”这的确是个问题。还有人问我：“您怎么有时间做完中国史还做外国史，这个时间是哪里来的？”诸位可能觉得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我不敢说有经验，其实我失败的教训太多了。但我告诉大家，这是可以做到的。
我为什么要说时间与效率的关系？上帝很公平，给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每小时都是60分钟，每分钟都是60秒，无论男女老幼都是如此，多一分一秒都没有。这些时间是不动摇的。而且，时间总是有限的，这个限度是现实的，不应当让年轻人为了学习和研究而把身体弄垮了。但是我今天讲一个大家以前可能没有想过的问题：可以延长相对时间。刚才的那个是绝对时间。什么叫相对时间？相对时间是加上效率来考虑的。我们知道一个起码的数学问题，可能小学就学过，完成工作总量需要时间，还需要效率。如果工作总量是一定的，那么效率和时间成反比。效率越高，所需要的时间越少。这是有现实意义的。我打个比方，一卷《资治通鉴》，假如古文不好，基础知识也不好，人名、地名都不熟悉，每天看两小时就头晕了，可能要看五天才能看完。每次抄一点卡片，记在哪一章哪一节哪一目，断断续续地抄卡片，效率是很低的，根本就来不及思考问题。
那么，现在我再说另外一个问题，别人怎么读书的问题。有人问我是怎么知道别人怎么读书的，我是看出来的。大家不妨看看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我不可能看到王夫之是怎么读《资治通鉴》的，但我可以知道王夫之读《资治通鉴》是一气呵成的，一遍很快就读完了。因为他对前文的记忆能很快地保留在脑子里，所以他在一小时或两小时内就能看完一卷，边看边把问题掌握得十分清楚，很快就将主要问题找出来了，然后一个星期文章就写出来了。而我们呢？是五个星期看一卷，看了后面忘了前面，这样怎么可能写出文章？因此，可知王夫之读《资治通鉴》是一遍看过，如流水一般，所以他的思维才会那么活跃，他的文章才会那么有深度。梁启超也是一样。不快就无法把握问题。所以，读书实际上是能力问题。提高效率后，相对时间就延长了。清末民初有个文人，叫刘师培，虽然名声不好，是个反革命，帮过袁世凯当皇帝，但蔡元培还是请他到北京大学当老师，死时36岁。我72岁给学生讲课提到他时说：“我已经72岁了，是36的两倍，惭愧的是我的学问还不如他。”这就是因为他读书极快。因此，要提高效率就必须提高读书的速度。
怎么才能提高效率？我先问下大家，你们认为怎么才能提高效率？有人说集中注意力，有人说基本功扎实，这些回答都很好，我最怕的回答就是聪明，问别人为什么学得好，便说是因为别人聪明。一般人都认为聪明就能速度快，所以就相当于把时间给延长了。我是个“笨人”，我知道在座的诸位都比我聪明，但我希望你们都把自己看作“笨人”。提高速度很简单，看得快一点，有问题脑筋多动一点，但这样的聪明和速度靠得住吗？读书速度很快，大概意思知道，重要内容抄下来，这并不是真读书，这样读书是不能提高效率的，读得越多会发现自己越困惑，研究上难以为继。
我宁愿用笨办法读书。我问一下大家查过字典吗，是怎么查字典的，是不是遇到不会的字就拿出来翻一下，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多种意思中的挑一种符合语境的就算说通了，有认真的同学还拿笔画一下，就算查过了。你们觉得你们真认识了这个字吗？其实不是。我告诉大家一个查字典的笨办法，查中外文字典都一样。查一本字典，你会不会想要弄明白一个字的小篆是什么，金文是什么，古音是什么，基本意思是什么，引申意义是什么，第一层含义是什么，第二层含义是什么，第三层含义是什么，假借意思是什么？这样查字典用处很大。说个例子，有一次我从北京坐火车出差，车上遇到一位先生，他要去郑州，但他把“郑州”念成了“邓州”，于是我说他应该是江西人，他很诧异，问我为什么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知道“邓州”是“郑州”的古音，现在江西人还保持着古代发音。我怎么知道“郑州”的古音？因为清代有人考据过，古人都是大舌头，邓、郑不分。我怎么知道古人是大舌头？因为“郑”的繁体字为“鄭”，右边的部首是个邑字，表示城市，左边是“奠”字，“奠”字是把酒坛子放在架子上所以叫奠，“郑”从“奠”音，所以念“奠”。如果记住这些，这个字还能遗忘吗？再举个例子，英文中的dictionary（字典），它的词根“dict”怎么来的？我查出来“dict”是“说”的意思。英语中有很多单词，像dictator（独裁者）、dictation（听写），都以“dict”为字头，所以，只有一个人说话，其他人不准说，就是“独裁者”，听别人说着写就是“听写”。这样就可以把很多字串起来，学习就会很轻松；这样就能很快把握一个字，追根寻源，所有意思都搞清楚了。
这样查字典最少要5分钟，有时我要查15分钟。这样记忆单词不是孤零零的，而是掌握了单词的整体意思。这样把握历史是活的，也是很难遗忘的。我自己不是说不忘，我也忘，长期不学，我的俄文已经忘了很多，但没有忘得捞不起来，我就靠这个。这是个笨办法，但笨办法的效果很好。你们比我年轻，精力更好，以后会比我更有成就。有人认为这样就没办法学第二门语言，但实际上很多语言是相近的，同一个语系很快就能掌握。就像学俄语，俄语形式上虽然与英语不同，其实非常相近。用我这种办法学文字虽然开头很慢，但后来会越来越快。就像我刚才讲的例子，为什么“郑”这个字古音读“邓”，音是怎么来的？“奠”字旁边加一个“邑”字表示城市，“奠”字为什么这么写？这样问下去，很多内容都通了。这样的话，到那时学习速度就是真正的快了。快很重要，速度不快思维就跟不上。就像王夫之的例子，我从他的思维就知道他读书一定很快。所以，只有拥有高速度，才能拥有高效率，一天顶十天。因此，宁可相信笨，也不要相信聪明。就像我学数学，从来不背公式，我都是靠逻辑推出公式来。举个例子，问各位一个中学的数学问题：a的0次方是多少？能回答出来很好，但能证明出来更好。答案是1，为什么？因为a的n次方除以a的n次方等于1。这样，你对它的理解就上升了一个层次，不像有的人觉得是因为教材规定它为1。学逻辑最怕自作聪明，我以前的逻辑老师是一位哲学和逻辑学大家，我们以为他聪明极了，但老师却告诉我们他如何“笨”。学历史一定要严格按照学术标准去做，不投机取巧，才能拥有真正的理解，学历史不需要灵机一动。我认为小聪明不是真正的聪明，真正的智慧是在对无知、对愚昧的否定中产生的。我们要勇敢地承认自己的愚昧无知，这样才能保持谦虚的心态，才能在智慧的大路上越走越远。
诸位，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可能也快僵化了，如果有一天你们看到我不能听别人的批评，不能尊重别人的意见，或者认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拜托招呼一声，我也就别干了，说明我不行了。我讲这话是告诉在座的诸位，实际上人类只有不断地否定自己的愚昧无知，才能不断前进。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那就说明我们还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进。今天给诸位提供的东西，是很感性的、很表面的、很容易想到的，供诸位参考，请诸位批评、提问题，谢谢！
——音频课推荐：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集超值大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大臣看的，而柏杨的白话版《资治通鉴》是写给今天的我们看的。他的白话不只是简单的翻译，而是基于自己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对历史的新解读、再创作。比如，他在行文中绝口不提皇帝谥号，而是直呼大名，把曾经高高在上的皇帝还原成你我身边的“人”。
他把古代佶屈聱牙的官名，都直接翻译成现代职务，将别驾译为总秘书长，将户部侍郎译为财政部副部长，读来生动有趣。
他还以今人视角，对历史进行大胆质疑，重构人物与事件：
如批评纵横家张仪、苏秦——“他们主要的缺点是他们根本没有立场，也没有理想，不过是在官场上，靠条陈过日子的人物。”
再如，类比宋国最后一任国君宋偃和希特勒——“他似乎是二十世纪四大恶棍之一的希特勒的前身……他们都是国家的领袖，他们的国家都被列强密密包围，动弹不得。”
柏杨先生“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真正站在现代人的立场，把《资治通鉴》这部通常只用来收藏的硬核史书，变成了一本与现实接轨、能用得上的经验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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