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既可以丑化人，也可以神化人，一切全看话语权掌控者的价值取向与意愿。在历史上，诸葛亮就是个被过于神化了的人物。时至今日，有关方面对他的评价，仍然有过高、过于完美之嫌，比如“伟大的”，或者“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云云。
在中国，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声名远播、历久不衰，达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程度，罗贯中的大作《三国演义》功不可没。在罗贯中的那枝秃笔下，被过度神化包装的诸葛亮，基本就不是个人了。用一半是神仙、一半是妖精来形容《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应该比较恰当一些。
罗贯中是个作家，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自然会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独特视角。出于对诸葛亮的偏爱，罗贯中在写小说的时候，刻意对其进行神化、美化，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文学作品不能当做史书来读，这个道理大家应该也都明白。但是，《三国演义》实在是太牛、影响太大了一些，因而不可避免地对包括史学家在内的后人认识、评价诸葛亮，潜移默化地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在传播手段单一的古代，文学名著的作用非同小可。
《三国演义》那么牛，自然会被无数唱戏、说书人全力跟风追捧，并据此创作出一大批各种戏曲、说书话本之类，在民间广为传播。于是，诸葛亮便一步步地被推向了神坛，成了全民的偶像级人物。不夸张地说，在民间有谁敢说诸葛亮半个不字，指定会成为草根公敌。
被人追捧造神是一方面，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自我感觉也超好，对自己的评价也够高。比如他常拿自己跟管仲、乐毅等历史名人相比，认为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诸方面都很厉害，是个当仁不让的超级全才，大有悠悠千古、芸芸众生，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为了证明这一点，诸葛亮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锲而不舍、一以贯之地为之努力着、奋斗着，尤其是在他并不十分擅长的军事指挥领域。
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诸葛亮军事生涯中的最大亮点，就是联吴抗曹，取得赤壁之战的大胜了。但真实情况是，在这场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中，真正的谋划者、指挥者，恰恰是罗贯中笔下那个气量狭小、不能容人，只会耍小聪明算计人的东吴大将周瑜。他在赤壁之战中不畏强敌、敢于战斗、调度有方、指挥若定的表现，才是真正值得赞扬和尊敬的。至于诸葛亮，在这其中只是做了一些侧面的说服动员工作，充其量是发挥了一些辅助性的出谋划策作用，赤壁之战胜利的主要功劳，并不能记在他的头上。神乎其神的“草船借箭”、“借东风”之类，只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段子，当不得真。
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征服南方少数民族叛乱之举，技术含量并不太高，也不能证明诸葛亮的军事才干。那只是一群装备低劣、缺乏训练，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诸葛亮率领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前去征讨，打赢他们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值得过分称颂夸赞。“七擒孟获”、“火烧藤甲军”之类的故事，同样是艺术创作的成分居多，并不是诸葛亮军事指挥艺术的真实表现。
至于“五伐中原”的系列军事行动，就更是乏善可陈了。耗资巨大、劳民伤财的“五伐中原”,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有战略意义的军事成果，反而大大拖累了原本就不宽裕的西蜀国力，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西蜀政权的崩溃。在这件事情上，急功近利、不愿韬光养晦的诸葛亮，在战略判断方面的重大失误，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五伐中原”、“六出祁山”，也是一种出于艺术加工的夸大，实际次数并没有那么多。
在北伐问题上，已经全然不见诸葛亮在“隆中对”之时，对于天下大势的精妙分析，以及过人的大局观。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隆中对”时的诸葛亮，只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但是在成了一个大权在握的当局者之后，在形势的判断和战略的应对方面，诸葛亮却未能免俗地归入了“迷”者之列。
以西蜀有效管辖的那点地盘、人口而言，比夜郎国强不到哪里去。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西蜀与曹魏的实力对比，跟二战时期的日本与美国，差不太多。西蜀想灭掉比自己强大许多的曹魏，无异于痴人说梦。不老老实实守好自己的那点地盘，自不量力地贸然发兵征讨曹魏，不能不说是诸葛亮的战略眼光出了问题。
关于诸葛亮“五伐中原”的动机，史家历来多有猜测，例如“避祸说”、“报效先帝说”、“实现统一说”等等。其实，诸葛亮对北方曹魏政权动武的真实动机，很可能没有那么复杂，他只是为了表现或者证实自己的军事才能而已。曹魏政权是三国之中实力最为强悍者，猛将如云、谋士如林、兵强马壮，如果打赢了它，可不是军事才能的最好证明么？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良好的意愿是一回事情，实际结果如何又是另一回事情。一连串的仗打下来之后，证明了诸葛亮统率的西蜀部队，在曹魏军队身上，并没有赚得丝毫便宜，尽管罗贯中把个诸葛亮、司马懿斗法写得出神入化，让人看得意醉神迷。
在具体战役的指挥艺术方面，诸葛亮也难称杰出，“失街亭”就是一个好例。从表面上看，那个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是造成“失街亭”恶果的直接责任人。但是深入分析一下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可以看出，诸葛亮才是导致这一重大失败的最大责任者。
马谡的哥哥马良，跟诸葛亮关系很好。马谡除了沾哥哥的光之外，也因为自己能言善辩，而颇得诸葛亮赏识。因而，马谡便被诸葛亮委以了率领先头部队北伐的重任。可问题是，马谡虽然谈论军事问题头头是道，却只有担任过地方行政长官的履历，并无实际指挥部队作战的经历，更谈不上什么实战经验了。
都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按常理，西蜀就是再怎么“无大将”，也轮不着白面书生、实战经历一张白纸的马谡来做先锋啊。作为北伐曹魏的总指挥，诸葛亮做出这样的人事选择，从军事指挥的角度看，无论如何都不能称得上是内行明智之举。假如做个随军幕僚参谋之类，马谡也许比较称职，这方面是他的强项。但让他实打实地领兵打仗，诸葛亮难辞用人不当、任人唯亲之咎。作为自己的亲信，诸葛亮也许是想给马谡积累一些拿得出手的战功履历，以便为将来提拔重用做些铺垫。但委之以如此重任，也未免太过轻率了一些。
众所周知，马谡把戏给演砸了。只会耍嘴皮子的他，哪里是身经百战的曹魏大将张郃的对手啊。丢掉街亭，导致诸葛亮北伐部队全线崩溃之后，马谡也并没有像《三国演义》中写的那样，很有担当地自动跑到诸葛亮面前负荆请罪，而是很不厚道、很不仗义地畏罪潜逃了，辜负了诸葛亮的提携栽培之恩。“挥泪斩马谡”的活剧，也并没有在历史中真实上演。
马谡在做了不光彩的逃兵之后，没多久便被捉拿归案。又恼又羞的诸葛亮，毫不犹豫就下令判处其死刑，并没有惺惺作态地发什么感慨、挥什么“泪”。关于马谡的死法，史书记载也不一致，有说他的死刑判决是被执行了的，也有说还没等到判决执行，就病死在了监狱里的。
不能以一颗平常心，正确地面对和接受失败的现实，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据此做出必要的战略调整，就难称为“识时务”的“俊杰”，比如诸葛亮。一伐中原出了这么大的洋相，面子往哪儿搁、台阶又怎么下，就成了自视甚高的诸葛大丞相考虑的首要问题。关于诸葛亮随后又继续北伐中原的动机，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为第一次北伐失利找回些面子，应该是驱使他一条道走到黑的最重要因素。结果地球人都知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
在治国理政方面，诸葛亮的表现也不是无懈可击。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应该善于识人用人，使各类人才各得其所、各负其责，从而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和长处。都说曹操狡诈多疑，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实在是比诸葛亮高出很多。看看诸葛亮栽培重用的那些人，比如蒋琬、费祎、姜维之流，才干堪称平平。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比较听话，不会冒犯诸葛大丞相的权威。这里边，“武大郎开店”的影子，清晰可见。罗贯中对于周瑜气量狭小、不能容人的讥讽，其实是用错了地方，人家周瑜其实是个很能容人、知人善任的人。这样的评语，用在诸葛亮的身上，倒是比较恰当一些。
我一向以为，“日理万机”、“夜以继日”、“精益求精”、“周到细致”、“事必躬亲”之类的评价，对于一个高层领导，尤其是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来说，性质并不那么正面。作为一个成熟的大政治家，必须具备举重若轻、抓大放小的胸怀和气度。在“事必躬亲”的背后，是对下属的严重不信任。一个不信任下属的政治家，怎么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
再者说，事无巨细，凡事都亲力亲为，夙夜不休，又哪里会有精力和时间去思考谋划军国大计？而诸葛亮这位西蜀开国大丞相，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辛辛苦苦、日夜不息地把自己累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把原本就不甚强壮的西蜀，早早就给累垮了事。对于政治家来说，“鞠躬尽瘁”可以作为精神标杆，而“事必躬亲”绝对不能成为行为标杆。
我写下这些文字，并没有把诸葛亮贬的一无是处、将其彻底否定之意。我只是想说，诸葛亮原本就不应该被封神。封神，并不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史观，更不是一种正确的思想方法。
从一般意义上说，诸葛亮还是个挺有才干的人。比方说，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确实都有一些常人所不能企及的作为和建树。再比方说，他是个诗词书画琴棋样样精通的奇才，写出过前后《出师表》这样的千古名篇。又比方说，他还是个发明家，拥有“诸葛连弩”、“木牛流马”这类堪称鬼斧神工的发明专利。但是如果以大历史的观点看，将他冠以“伟大的”、“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称号，也的确有些名不副实之嫌。在中国历史上，文韬武略强于诸葛亮之人，那可是多了去了。
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历史，让诸葛亮走下神坛，还其以本来之真实面目，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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