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需要一种独立的精神。
人人都说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写得好。惭愧我教授《赤壁赋》很多遍了,竟没有系统研究过苏东坡的生平及思想,仅有的一点肤浅认识,都是来源于教参和度娘,有限得很。
信息的匮乏,导致我对苏东坡一直存在着情感的隔膜和价值的低估。简而言之,就是对他无感,无法产生面对圣哲先贤本应具备的景仰和追慕的情怀。
学者们都说苏东坡是一座宝藏,是一位通才,从任意一个角度去开采和学习,都能让你满载而归,受益良多。
而我受限于见识的肤浅和思想的鄙陋,竟犹如空守着宝藏、却徘徊不愿进去淘宝的傻瓜,无知无畏得紧。
于是,在今年教授《赤壁赋》的前夕,决定入手一本被视为研究苏东坡的封神之作——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准备借由林语堂之文字,走近苏东坡,识其人而信其道,让自己沐浴圣贤遗风,增进学识,涵养德行。
谁知,当我如饥似渴地一头扑进书中文字时,竟然被碰得鼻青脸肿。
我发现我对林先生偏颇的史学观和西式文法,不能苟同,也无法喜欢。
书中在谈到苏轼的政敌王安石时,极尽贬抑丑化之能事,丝毫没有一个学者应有的严谨、客观、理性、中立的治学态度;而带着文人特有的狂热、偏执、感性和臆测。
这完全是一种文学式的呈现,而绝非史学式的撰述。有失公允,有失理性。但偏偏被著以信史的题名《苏东坡传》,极易误导不了解这段宋史的读者群体。
传记固然不同于史书,允许作者驰骋想象,局部虚构;但阐述观点时,还是应当尊重历史,敬畏使命。切勿主观代入,以一己之悲喜,神化或者妖魔化古人。
其次,西式文法和显而易见的语病也严重影响到对这本书的阅读体验。
比如:
苏东坡去世一年,在当权的群小尚未把长江以北拱手送与来自穷沙大漠的他们那异国的君王,一件历史上的大事发生了。
句中“异国的君王”所指不明,使得对投降派的讽刺不够一针见血。而且整个句子,头重脚轻,给人以摇摇欲坠之眩晕感。
再如:
当地种植荷花已成一项庞大的行业,因为邻近各市镇的荷花贩子都来此地采购荷花。
难道不是因为当地种植荷花蔚然成风,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才会吸引周边的商贾前来订购吗?
这分明是因果错位,不合逻辑啊。真担心会误导莘莘学子,以为大师的文法皆为范式、可堪效法。
又如:
因为在一项主张成为不可侵犯之时,要实现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难免于残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
哎呀,此句简直堪称语病重灾区!几乎句句有误,惊雷阵阵。
“主张成为不可侵犯”犯了主宾不搭的语病。
“难免于残忍”的“于”明显赘余。
“乃是不可避免之事”主语残缺。
算了,我在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文中诸如此类的语病了。免得被人诟病为“吹毛求疵”,“好为人师”。
但是,此书是决计无法轻松愉快地读下去了。搞得我一边阅读,一边拿着红笔圈点修改。
针对上述现象,心中甚是疑惑,作为曾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林大师,在认知和文风方面,决不至于如此乖张鄙陋啊。
结果下午一翻扉页,恍然大悟。原来《苏东坡传》并不是林语堂原汁原味的创作版本,而是出自台湾大学教授张振玉之手的英译本。
林的原作是英文,被翻译过来之后,就被荼毒成这样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读书,讲究与作者的精神契合,与文字的同频共振。当书中观点不能服己、文字不能悦己之时,就需要阅读者对书的内容批判吸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做求全责备的狂妄者,也不做照单全收的昏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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