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读《苏东坡传》，又一次感受他的魅力。
苏轼可以说是少年成名。他初出眉山进京应试，便一举得了进士科第一（可是主考欧阳修以为是自己的学生，为避嫌，便批为第二），制科考试，他更是取得自宋建立百年来的第一名。
据说当时制科考试时考生报名很是踊跃，但听说有苏氏兄弟应考，就散去了大半。可见，苏轼是学神级的存在。
苏轼对生活、历史、自然充满了哲思，既有客观的把握，又有微观的进入，他出色的汉语表达，让思绪显得清晰优美。
苏轼为文，他的《赤壁赋》可以说是赋体散文的巅峰之作，他也当之无愧地列入“唐宋八大家”；他的书法，《寒食帖》《楚颂帖》冠绝一时，而他位列“苏黄米蔡”四家之首；他画竹，把枯木怪石搬到画面中，画竹石、竹木，创文人画意境，在绘画史上留下一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写诗，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把西湖之美推到了极致，而西湖也因此而定名；他写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开一派豪放词风，《江城子》却又婉约到极致，《水调歌头》字字珠玑。难怪宋人说：东坡咏月词一出，余词尽废。
可见，诗书画文，苏轼无一不精。宋人曾说：“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细品东坡，方知什么叫举重若轻，什么叫随意而动，什么又叫天纵大才雄视古今。
苏轼太有才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步入仕途后，他几次被卷入政治漩涡，而宦海中的大起大落更彰显了苏轼的智慧、苏轼的伟大。苏轼外任地方官八年，可以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徐州抗洪，西湖筑堤。
只是他太耀眼了，他被政敌理所当然地列入打击的目标。这种打击对苏轼是刻骨铭心的，“乌台诗案”使苏轼几近丧命。
大难过后的苏轼被贬黄州。而苏轼赴黄州时，正是正月新春。苏氏父子顶风冒雪，在满城鞭炮声中，黯然离去。
被贬黄州对苏轼来说，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从太守到黄州团练副使这一闲职，这是多大的落差呀！但，失意的苏轼并没有太多的抱怨，既没有如屈原那样一死了之，没有如陶潜那样一走了之，也没有如李白那样一醉了之，而是非常豁达地以笑适之。他站在滚滚的江边，自我的反思，做着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念奴娇》《定风波》前后《赤壁赋》一首首，一篇篇，映照了宋代乃至中国文学天空，每一篇无不表达着苏轼的豁达与超脱。
他官场失意，却抒写出了自己人生最精彩的华章，从此，“苏东坡”响彻中国千年。
一个人，如果他既有经天纬地之才，又能醉心于周遭，纵情于生活，那他就跟神仙相差无几了，而苏东坡此时就已被人称为“坡仙”了。
当面临生活问题时，苏轼带领全家人开荒种地，除荆棘，搬瓦砾，挖水渠，从太守到农夫，在民间，在野地，他总是那样精神抖擞。
他太懂得生活了。念佛，沐浴，梳头，钓鱼，斜倚山坡看闲云，一切随缘又随意；采药，尝百草，与人合著医书，甚至将孔圣人的教导抛在脑后，君子不妨近庖厨，东坡肉，东坡鸡，东坡肘子，一道道美食，香味越千年。他还自创了一种帽子，戴了几回，全城都流行起来了，称为“子瞻帽”。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晚年被贬海面后的生活。
年近六十，正当他打算以三品大员终老定州时，朝廷的政治风暴又一次向他袭来。一道道圣旨，一次次任命，从三品大员直坠九品小吏，从中原大地直到尚未开化的海南。
在海南，他居住的是几间破官舍，比杜甫的茅屋更糟糕。不仅漏雨，而且漏树叶。有一天早晨他在风雨中醒来，满身都是湿漉漉的黄叶。更悲惨的是，爱美食的他，在这里几乎没有吃的，于是，他练龟息法，将食量减到最低，还面朝初升的太阳做深呼吸，美其名曰“阳光止饿法”。
在这样的蛮夷之地，吃、住都成问题，读书，会友、写诗，作画就更无从谈起了。而不甘寂寞的苏轼，就在“溪边古路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最为难得的是，他开始在海南讲学。并教出了海南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进士：姜唐佐。唐佐临走时，苏轼写下“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许愿说，等唐佐考上进士再写后两句。后来，唐佐高中，而苏轼已在九泉。
可以说，苏东坡是当之无愧的全景式的生活大师。
小到柴米油盐，大到国家历史，纵向千年，横向万里，他既能看见普通人眼中的生活，又能看到普通人看不见的生活，即使失意，也不衰减对生活的热情。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对所有逆境中的人，《定风波》宛如一颗定风丹，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不易学得的境界，而它却是苏轼的寻常体验。
“烦并不闲着，痛并快乐着”，苏东坡的这一生活态度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