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留学日本时期的周氏兄弟而言，日本文化是一个近乎理想的存在，他们自认为在日本发现了真正的中国文化。鲁迅自不必言，笔下对日本文化多有赞美；周作人更是标准的日本文化迷恋者，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的一大功绩就是介绍日本文化和文学。当时很多人认为近代以来的日本，在向西方学习方面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而日本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善于学习和模仿，对中国文化更有参考价值。
对此，周作人认为，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归因于其模仿的彻底性，而且这种模仿中还有创造，因此它称之为“创造性的模仿”。而近代以来的中国之所以日趋落后衰败，就在于尽管接受了西方文化并愿意学习西方，却总是端着架子，致使模仿不够彻底。说到这里，不妨介绍一下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的观点，他认为一般人重视创造忽视模仿，其实模仿并不容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难——因为好的模仿要得到认可，必然要有很高的水平，因为原作就在那里，稍有不当即会被看出。而有些创新因为之前世人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只要出现就显得难能可贵，也就更容易得到世人认同。当然，陈寅恪此语并非反对创新，只是从另一侧面提醒人们好的模仿确实很难。
清末民初之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一直认为，日本文化无论怎样先进，只不过是先对中国后对西方的模仿，但周作人却以为日本文化自有独自的性格，因而不能不给予重视。为此，周作人和鲁迅均认为，有必要从日本文化特别是文学中，寻找可资参考的例证。所以他不但与鲁迅共同翻译出版了《现代日本小说集》，更注意对日本文学的全方位的介绍，例如对俳谐、俳文、狂歌、俗曲、和落语等文体的翻译和偏爱。
在大的方面，例如运用文艺的手段对国人进行启蒙等等，周氏兄弟的意见当时完全一致，但在具体的文学偏爱方面，兄弟两人其实还是不同。相对于鲁迅，周作人似乎更偏爱日本的民间文艺和通俗文学体裁，这种偏爱甚至持续一生。那么，这一偏爱的形成之最早根源，就与其初到日本时的学习生活有关了。
不妨看一下周作人笔下的日本及日本文化：
“我很爱好日本的日常生活……主要原因在于个人的性分和习惯……可是此外还有第二的原因，这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
“日本房屋我也颇喜欢……我喜欢的还是那房子的适用，特别便于简易生活……但是关于房屋，至少是燕居的房间，我还是觉得以日本旧式的为最好”
“日本生活里的有些习俗我也喜欢，如清洁、有礼、洒脱。”
“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据我看来是在反对的方向，即是富于人情……这种心情正是日本最大的优点，使我们对于它的文化感到亲近的地方”
“至于日本虽是外国但其文化的基本与中国同一……因为这些缘故我对于日本常感到故乡似的怀念，却比真正的故乡还要多有游行自在之趣”
从上面的引文来看，周作人对日本的喜爱源自对其日常生活的认同感，日本文化中那种悠然自得的闲适情调（其实已经被周作人多少美化了）与他的性格非常契合，周作人在初次接触日本日常生活风俗的同时，这些来自异国却让他感到温暖的风俗自然令他又惊又喜，以致他认为真正的中国文化已经不在中国而是在日本，当然这里所指的是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人们对一些事物的第一印象往往成为影响其一生的重要判断尺度，即便后来发生了与第一印象完全不同的事情，也很难改变这第一印象，何况周作人后来还娶了日本女人为妻子呢。
也正是这个原因，当年周作人跟随鲁迅去日本，对于日本文化和文学，他的印象和评价和鲁迅不不一样也就可以理解了。
且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所记下的到日本时第一印象：“我初次到东京的那一天，已经是傍晚，便在鲁迅寄宿的地方，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下宿住下，这是我和日本初次的和日本生活的实际的接触，得到最初的印象。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是修正。简单的一句话，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爱好天然和崇尚简素，就是日本给周作人的最初印象和最深印象，那么造成这一印象的是什么事情呢？
原来周作人在其住处遇到的第一个日本人，就是馆主人的妹妹，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而且是赤着脚走来走去的少女。虽然江南水乡的女性也有时赤足走路，但这个日本女孩子却是在房间内赤着足走来走去，这让周作人感到亲切和自然，感觉到了日本人的清洁和洒脱。大约二十年后，周作人在《日本之再认识》一文中再次重申了他这第一印象：“日本生活里的有些习俗，我也喜欢，如清洁，有礼、洒脱。洒脱与有礼这两件事一看似乎有点冲突，其实却并不然。洒脱不是粗暴无礼，他只是没有宗教的与道学的伪善，没有从淫佚发生出来的假正经，最明显的例是对于裸体的态度”。周作人的散文风格一向是“淡而有味”，此处也散发触隐隐的对假道学伪道学的批判意味，不过这里明显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
所以尽管周作人承认自己尚不敢赞美裸体以免过于骇俗，但却声称日本民间赤脚的风俗极好。一个人对某个地方或者某个初次遇到的事物，其第一印象往往影响其一生，周作人也不例外，不仅如此，甚至很多年后写《知堂回想录》时他依然对这第一印象感叹不已，并引经据典地写了很多和女子赤足、天足有关的文字。更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还写过一篇名为《初恋》的散文，虽然写得是他少年懵懂时期的一次爱情的萌动，对象也是家乡的女孩，但当年初次看到的日本少女，一定还在其脑海中留有深刻印象。不然的话，那字里行间不会有如此真切而细致的描写：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除了那中国女孩子特有的小脚，此处的其他描写是都可以用在那位日本女孩子身上的。
后排左一为周作人周作人之所以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衣食住行等习惯感兴趣，是因为他知道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人的性格，就应该从日常生活方面入手。此外，他还认为自己对日本这种崇尚天然之生活方式的欣赏，带有发“思古之幽情”因素，也就是从日本，他看到了真正的唐代时期的中国和中国文化，这怎么能不让他欣喜万分？彼时的周作人还是一个民族革命信徒，赞同推翻清朝统治，坚信清朝之前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最好的中国。如今他在日本看到了他所梦想的中国，这样就自然产生对日本的好感，而且从此终生也没有改变。
想到周作人的“下水”即出任伪职，固然必须批判，固然有其他因素特别是政治上的原因，但这种对日本的第一印象可能也多少起一定作用吧。其实造成周作人一开始就对日本有好感的原因，还在于他刚到日本时由于语言不过关，所以很多杂事都是鲁迅出面，周作人实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和旅游者来看日本，得以避免很多可能产生的麻烦，所以注意到的大都是日本好的一面，特别是日本人的待人接物之礼貌和客气，相对于国人，就很容易给周作人留下好印象，正如他下面的文字：
我们去留学的时候，一句话都不懂，单身走入外国的都会去，当然会要感到孤独困苦，我却并不如此，对于那地方和时代的空气不久便感到和谐，而且还觉得可喜，所以我曾称东京是我的第二故乡，颇多留恋之意。一九一一年春间，所作古诗中有句云，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既致此意，时即清朝之末一年也。
对此不妨看一位木山英雄日本学者的评价：“或许周作人的那种意识（指民族意识——引者注）丝毫也不逊色于他人，不过，与具有浪漫气质的郭、郁两人相比，周作人的民族意识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我批判，或他所说的‘自我谴责’倾向，这一点与鲁迅毫无二致。而且这一点也越发加深了周作人对于日本文化某方面的个性上的爱好。虽然日本从中国吸取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唯独没有吸收缠足、宦官、鸦片、八股文，周作人从心底里热爱日本文化这种推崇‘简素’‘自然’的倾向，无论其思想如何变化，终其一生憎恶产生上述弊端的中国文化。”
这里不妨再看一个例子，中国文人一向对生死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但无非是悲观和达观观——这里的达观与乐观不同，骨子里仍有悲观，但因能看破生死，将生死问题置之度外，故可曰“达观”。中国文人这方面最为达观者当为陶渊明和苏轼，例如陶渊明的《形影神》和《闲情赋》以及苏轼的《前赤壁赋》等，都是这种“达观”思想的集中体现。而追根溯源，恐怕要上溯到道教的鼻祖老庄。
明代的李笠翁（李渔）撰有《闲情偶寄》，力倡“生活的艺术”和“艺术地生活”，对后世文人影响极大，周作人和林语堂即为代表。林语堂更是在其名著《吾国吾民》中认为该书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周作人很看重生死问题，曾写有《死之默想》、《死法》等文章专门探讨，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将这些文章与鲁迅的类似文章如《死》等做一些比较，应该很有意思。且说周作人曾在《笠翁与兼好法师》这篇散文中由“生死”之主题提及日本的一本著作《徒然草》，从中可看出他所受日本文化影响至深。
这《徒然草》的作者是日本十四世纪的一个和尚即兼好法师。从此文看，周作人不仅赞同兼好的观点，亲自选译了其中部分内容，而且把他与中国的李渔进行比较，认为他们都是能够看破生死和了解生活者。
周作人在为翻译该书所写“小记”中这样评价道：“只就《徒然草》上看来他是一个文人，他的个性整个地投射在文字上面，很明了地映写出来。他的性格的确有点不统一，因为两卷书里禁欲家与快乐派的思想同时并存，照普通说法不免说是矛盾，但我觉得也正在这个地方使人最感到兴趣，因为这是最人情的，比倾向任何极端都要更自然而且更好。《徒然草》最大的价值可以说是在于它的趣味性，卷中虽有理知的议论，但决不是干燥冷酷的，如道学家的常态，根底里含有一种温润的情绪，随处想用了趣味去观察社会万物，所以即在敎训的文字上也富于诗的分子，我们读过去，时时觉得六百年前老法师的话有如昨日朋友的对谈，是很愉快的事。《徒然草》文章虽然是模古的，但很是自然，没有后世假古典派的那种扭揑毛病，在日本多用作古典文入门的读本，是读者最多的文学作品之一。……我们想到兼好法师是中国元朝时代的人，更不能不佩服他的天才了。”
这里我们不妨摘录一点周作人在这篇散文中亲自翻译之片段：
倘阿太志野（墓地之名——引者注）之露没有消时，鸟部山（火葬场所在地——引者注）之烟也无起时，人生能够常住不灭，恐世间将更无趣味。人世无常，倒正是很妙的事罢。……
遍观有生，唯人最长生。蜉蝣及夕而死，夏蝉不知春秋。倘若优游度日，则一岁的光阴也就很是长闲了。如不知厌足，虽过千年亦不过一夜的梦罢。在不能常住的世间活到老丑，有什么意思？语云，“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过了这个年纪便将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到了暮年还溺爱子孙，希冀长寿得见他们的繁荣：执着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至可叹息。
看来周作人对生死确实有些看破，却不知晚年的周作人在“文革”时期面临被红卫兵批斗抄家之时，是否想到了这篇散文，是否想到那句“寿则多辱”，是否醒悟当年也许不该对日本有什么好印象，或者觉得鲁迅的早已逝世其实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