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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3/8/12 19: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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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法”说是中国古典诗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话题。可以通俗地理解为诗文创作时,谋求创新、别开生面的做法,区别于恪守前人的规范,谨遵模仿的“死法”。

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曾明考论宋代诗学“活法”说著成《诗学“活法”考索》一书,获得四川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该书通过考释论证胡宿、苏轼、吕本中三人的学术史,梳理出了宋代诗学“活法”说的演变脉络。

曾明探寻发现,苏轼是宋代诗学“活法”说的全面践行者、承上启下的完善者,是诗学“活法”说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环。

“苏轼的诗学‘活法’是他人生‘活法’的一部分。”曾明认为,在诗学“活法”说中,“活”究其本质是灵活、变通、革新等意思,苏轼一生正是以这种“活”的内涵——“变”为真谛,打通文艺各个领域,在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年代,登顶学术最高峰,赢得“坡仙”美誉;应变命途起落,在宦海沉浮中活出人间烟火的快乐。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主“动”主“变”的人生“活法”,活成了古往今来人们最钦佩和向往的样子,被奉为千年之间最有趣的灵魂。

苏轼的“活法”究竟是怎样的“活”?曾明认为,苏轼全面践行诗学“活法”说的文字,都是他人生“活法”的真实记录,阅读那些有温度的华彩词章,可以对苏轼的人生“活法”略知一二。

背景资料《诗学“活法”考索》从研读基本文献出发,结合微观的文献解读、版本梳理、文字校勘和宏观的理论阐释、分析考论,梳理出宋代诗学中“活法”说的演变脉络。作者指出中国诗歌的演变,是一个没规矩、立规矩又修订规矩、树传统又不断突破传统的过程。“活法”说的提出、实践与完善,为中国诗歌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文学主“变”文艺各领域做到“自是一家”

●文学上主“变”,始于苏轼“善读书,善用书”,充分体现在他对作品的翻新、创新上,不落窠臼、不袭套话,完全打通了各体文学艺术之间的界限

苏轼在《御试制科策》中说: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也在《策略一》中说: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以其动而不息者也。惟其动而不息,是以万物杂然各得其职而不乱,其光为日月,其文为星辰,其威为雷霆,其泽为雨露,皆生于动者也。

曾明以此为证,并结合爬梳剔抉的更多文章指出,主“动”主“变”即是苏轼为人处世的核心哲学思想,苏轼认为天地万物及人事都是在运动和变化中而得以生生不息的,文学艺术和政治功业也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

文学上主“变”,始于苏轼“善读书,善用书”。曾明认为,欧阳修之所以预见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便是从其应试文章和交谈中看出苏轼善读善用,认为是“活学活用”的高度概括。怎么个“活”法?在于苏轼读书主张掌握书理,求其作者本心,善于对书中之事合理想象、恰当补充。而要能如此,苏轼自己说了,“当且博观而约取,如富人之筑大第,储其材用,既足而后成之,然后为得也”(《与张嘉父》),“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也就是说读书的关键不光是勤,更要带着需要、带着问题、带着思考。苏轼在《虔州八境图序》中提出了具体的“八面受敌”读书之法,指把书按自己的需要重新编成一部活字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习卡片样的东西。

苏轼文学上主“变”,充分体现在他对作品的翻新、创新上,不落窠臼、不袭套话。他童年有两个造句“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几十年后被自己翻新为“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写到夏侯玄时,苏轼没有按套路写其就义时的临危不惧,而是别出心裁写“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意思是人能够在打破价值千金的碧玉时不动声色,却可能在打破一口锅时大惊失色;人能够跟猛虎搏斗面不改色,但可能看到蜜蜂蝎子时吓得脸变色。曾明认为,写出了常人没有写出的常情常理,别开生面。

根据曾明的研究,苏轼诗文的“活”也得益于他的“敢”。如写美人,他敢写常人所不写。一般人写美人,写眉目神态姿态的多,鲜少写“肉”,但苏轼写了“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在《庄子·逍遥游》的典故基础上,进一步活用“冰肌”。苏轼还敢于和善于熔铸街谈市井的俗语入诗,几乎无所不写,比如他的诗中写牛屎、牛栏,《浴罢》里“生造”的“老鸡卧粪土,振羽瞑双目”等,淋漓展现他“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通透活法。

苏轼的散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师欧阳修并称“欧苏”;苏轼的诗,“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苏轼的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人耳目”,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方面,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大家”;绘画方面,与文同并称“文苏”。被誉为“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在曾明看来,苏轼成为诗、文、词、赋、书论各体文学成就最高和书画艺术等成就杰出的领袖人物,关键在于他把“活法”扩展到了整个文学艺术系统,坚持求新求变,融会贯通以应物。

曾明通过研究指出,苏轼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次韵答参寥》中,说作诗“新诗如弹丸,脱手不暂停”。

在曾明看来,苏轼说的“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等,完全打通了各体文学艺术之间的界限。他把一些新体或旧体,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放鹤亭记》《游桓山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思堂记》《众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还有前、后《赤壁赋》《黠鼠赋》《天庆观乳泉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苏轼不少著名的“记”,如《庄子祠堂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眉州远景楼记》等,实则也是借题发挥,变相地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政治主“动”形成“一”与“多”、“恒”与“变”的辩证观

●基于“因变而见”的思想,苏轼在从政时是主张“变法”的,只不过他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生活中具备有趣灵魂的苏轼,政治功业上无论提拔还是贬谪,一直保有积极的奋斗

苏轼的哲学思想是主“动”主“变”,这主导着他一生的“活法”。政治功业方面,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未尝无功业也,因变而见”“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

基于“因变而见”的思想,苏轼在从政时是主张变法。只不过他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所以,他在政治上一方面独立不倚、不涉其党,另一方面又知无不言、抗争不已,甚至在“乌台诗案”后,还说“及陛下即位,起臣于贬所,不及一年,备位禁林,遭遇之异,古今无比。臣每自惟昆虫草木之微,无已仰报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可以少报万一”。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虽然主要论述了王安石变法的不便,但依然有支持变法的言论: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世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纲之必断。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词。

这使他受到两面的挤压。改革派当权时,苏轼的“渐变”主张被“剧变”派视为保守,而遭迫害;保守派当权时,他却因主张“渐变”而被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视为敌对势力,而受排挤。

然而如苏轼在《书义》中言:水鉴惟无心,故应万物之变。他的人生活法是主张顺应实际情况而变的,“天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物隆则与之偕升,物污则与之偕降。”变则通,使他能全面认识事物,对人事品评充满辩证法,善于多角度多方位地看待、观察事物。最突出的例子有观庐山时,苏轼用了“八面观法——横、侧、远、近、高、低、中、外”,化为《题西林壁》,观“南康一境”时他作出“南康八境”。

苏轼观书如此,观境如此,观山如此,观日如此……观察一切事物莫不如此。苏轼的哲学著作《东坡易传》中明言其思想:不以贞为观者,自大观之,则以为小;自高观之,则以为下……天下敦为真远?自其近者观之,则远矣;孰为真近?自其远者观之,则近矣。苏轼的人生“活法”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并且主张游于物外,静眼旁观事物之变,这使得他能在满目疮痍的日子里活出快乐。

年过60岁被贬蛮荒之地儋州,苏轼不绝望和怨恨,而是看到: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之中,有生孰不在岛上者?他站在欣赏景色的角度,感叹若不是被贬至此,还不能享受到绝美的海景——“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身处逆境,苏轼总能从柴米油盐中找到生活的乐趣。贬至黄州,他发现那里的猪肉好,写《猪肉颂》: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研发出东坡肉。发现儋州的生蚝特别好吃,苏轼在《食蚝》中写“生蚝肉与浆入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又取其大者,炙熟,正尔啖嚼……”他赶紧写信给儿子分享收获,还不忘打趣“千万别让朝里的士大夫们知道了,不能被他们抢吃了”。

生活中具备有趣灵魂的苏轼,政治功业上一直保有积极的奋斗,无论提拔还是贬谪。即使在儋州“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他也办学堂教书,培养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开拓了儋州的文化领域。苏轼年入主翰林院后,以他为中心,两制三馆唱和在嘉祐之后再现高潮。苏轼主张政治、学术、文学互相促进,这一时期的革新、求活之风盛行,“非借才于异代也,有作新观感之实德”,正是苏轼政治求变、学术求变、文学求变的“活法”思想的鲜明呈现。(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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