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诗歌中，有一类专门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叙述、评价、凭吊或借国家兴亡寄托个人怀抱的诗歌，它便是咏史诗。咏史诗我国古代诗歌体系中占主体的诗歌体裁，它要求诗中必须要具备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比如真实人物、历史事件，但是大可不必拘泥于精确的史实，因为咏史诗是咏怀史实，而不是单纯地记叙史实。而处在于中国这样一个诗歌之邦中，它的历史年代可谓源远流长。它的源流可以追寻到西周《诗经》，然后是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以“咏史”作为主旨而著写的经典，而咏史诗的里程碑之作则是西晋文学家左思的《咏史》。
唐朝的咏史诗蔚为大观，约有多首，可以说是咏史诗的“黄金时期”，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杜牧了。杜牧的咏史诗可以称得上是晚唐时期的诗歌代表作，有“二十八字史论”之称的美赞，并且部分其中咏史诗是被后世称为经典并作反复研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他的咏史诗新颖别致、雄姿英发，能运用独到的角度分析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他的豪迈性格和人生经历使得他的主题思想险峻立异，继承左思等人的议论思想，在咏史诗中用翻案的对比的修辞手法，集抒情、议论和咏史三者合一，形成具有雄姿英发风格的七言绝句。
杜牧最著名的咏史诗是《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杜牧说，我在赤壁的泥沙中，捡到一枚未锈尽的断戟。磨洗干净后发现这是当年赤壁之战的遗留之物。我想，倘若不是东风给周瑜以方便，结局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被关进铜雀台了。
杜牧于会昌二年（）出任黄州刺史期间，曾游览黄州赤壁矶。站在滔滔东去的大江之滨，观“赤壁”而思史，回忆三国时代在鄂州赤壁矶所发生的吴蜀联军大败曹兵，从而尊定三国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战”。抚今追昔，兴之所至，挥笔写下了这著名的咏史诗。
这首诗，一、二句写作者在江边淤沙之中，诗人以一柄残戟置于诗端，引发后两句的历史议论，具有历史的纵深感。三、四句是说周瑜的获胜是偶然的机遇所致，仅凭一时侥幸并不是安邦定国之策。假若不是东风骤起，蜀军相助，周瑜的火攻之计大显神威，那么，东吴政权就必然为曹操所灭。这两句诗颇具史论意味，见解独到。诗人对周瑜的谐谑揶揄，暗示了对曹操的肯定。诗人即物感兴，托物咏史，点明赤壁之战关系到国家存亡，社稷安危；同时暗指自己胸怀大志不被重用。以小见大。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首杜牧的咏史诗《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杜牧说，胜败乃是兵家常事，难以事前预料。能够忍受失败和耻辱的才是真正男儿。江东子弟大多是才能出众的人，若能重整旗鼓卷土杀回，楚汉相争，谁输谁赢还很难说。
此诗与《赤壁》诗一样，议论战争成败之理，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有结局的战争的假设性推想。首句言胜败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缺乏大将气度。三四句设想项羽假如回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句有对项羽负气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却是批评他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善于得人、用人。司马迁曾以史家眼光批评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执迷不悟。杜牧则以兵家的眼光论成败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马迁是总结已然之教训，强调其必败之原因；杜牧则是假想未然之机会，强调兵家须有远见卓识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杜牧用相同笔调写的咏史诗还有《题商山四皓庙一绝》:“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雠。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
这一首诗。诗人采用与《赤壁》、《乌江亭》诗一样的假设手法，翻出一番新颖的历史见解：如果南军当时不支持周勃安刘诛吕，那么商山四皓也是无力安刘的。如果仅仅依靠商山四皓，刘氏就会被诸吕灭掉。历史是不能假设重复的。而任何事后的假设，都可能有其更合理的一面，但也只能是假设。不过，后人在借鉴历史时，各种假设就有了现实的意义。杜牧此诗除了强调历史具有某些偶然性外，还可说明政治斗争具有很大的冒险性，而人心之向背，往往在关键时候起决定作用。
议论不落传统窠臼，是杜牧这三首咏史诗的特色。都是反说其事，笔调都类似。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些诗，是因为他标新立异，也说明历史是复杂的，从多维的角度来看，有许多所谓定论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