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维特（作者原创授权）
造成汉末三国动乱的，不光是桓灵之时宦官与外戚内斗造成的党锢之祸的余波，也不光是汉朝为了应付羌乱大量巨额军资，还有一大重要的原因，就是种种流行病。可以说，流行病是民间动乱的源头，也是汉末乱世中，更甚于刀剑饥馑的一大造成大量伤亡的原因。
当然，笔者这里所言的“瘟疫”，不仅仅包含有微生物所造成的种种传染病，也包括寄生虫等生物造成的地方性流行病。不过要说到影响三国的瘟疫，就要先看看董卓之乱以前的桓灵二帝时代，这两个时代里，朝堂上乌烟瘴气，民间也是瘟疫横行（大概是由于两汉连年与匈奴、羌人等游牧民族交战，从草原地区引入的霍乱等传染病）。尤其是在人口密集，又相对靠近边塞的河北各个州郡，瘟疫也引发了动荡的人心，给张角三兄弟的“太平道”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事实上，张角三兄弟，本身就是兼通巫术与医术之人，在瘟疫横行时，也给不少穷苦百姓治好了疾病。这也为“太平道”，以及后来的黄巾军，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可见，给汉朝坟墓上铲上的第一锹土，还是微生物的功劳。
黄巾军被大略平定以后不久，东汉又陷入了董卓专权的危机之中，随后的关东诸侯讨董事件，才是汉末动荡的真正开始。但这并不意味着桓灵时代瘟疫的结束，反而为瘟疫的流行，开了更大的一扇门。生活在汉末时代的名医张仲景，就曾在《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张仲景其人是南阳人，此地自讨董至赤壁之战以前，一直也是征战不休，人民流离失所，自然每个人也会因营养摄入不足或过分劳累而造成身体抵抗力下降，所以张仲景的宗族之中，就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因流行病“伤寒”（可能是霍乱）死了一半以上的人口。
甚至，瘟疫也会对行军作战产生影响。曹操在与关西诸侯作战时，还修劝降书一封给孙权，劝他早日归顺，不要跟刘备这种危险分子混在一起。其中曹操也提到了他先前在赤壁失败的事情，不过老曹也是嘴硬，信中提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虽然赤壁之战中曹方的主要败因，还是孙刘联军火烧战船以及后续追击造成的重创。但是，瘟疫，也的确在当时曹军之中流行，可见老曹虽然嘴硬，但是面对大自然的力量，也还是不得不服。这瘟疫，很有可能就是张仲景所言的“伤寒”，或是长江流域流行的某种寄生虫疾病，如肝吸虫病或血吸虫病。而先前曹操方面在长江下游地区抵御孙权势力的指挥官，广陵太守陈登，就是因为嗜食“鱼脍”（生鱼片），染肝吸虫病而亡，虽说他生前曾服下华佗开出的特效药，吐出连着鱼片食糜的寄生虫三升。
说到汉末时期的瘟疫，最有名的一场，就是发生在建安二十二年（年）的那场瘟疫，这场瘟疫，也似乎是始于军中。这一年年初，曹孙两军之间，爆发了第一次濡须之战，这一战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孙权还发动了“草船借箭”的特殊战术有所收获（虽然这个专利权后来在小说中被转移到诸葛亮手中了），让曹操夸赞孙权“生子当如孙仲谋”。而曹操自己也自鸣得意，让汉献帝下诏让他可以使用天子旌旗。不过，这一战倒是给曹操集团带来了战争以外的一大影响，就是流行的瘟疫。这一年中，司马懿的兄长司马朗，也奉命带药去前线慰问士卒，却不慎感染疾病而身亡。这一战中回撤的诸军，大概也把传染病带到了曹操的后方，引发了邺城附近瘟疫的大暴发，曹植有记录“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说疫气》）。
这场大瘟疫，还夺走了“建安七子”之中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五位的性命。也让亲历此事的曹丕悲痛不已，他后来还在给吴质的书信中回忆此事“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而孙权方面，鲁肃这位能谋善断又身强体健、善于击剑骑射的股肱之臣，也因瘟疫而病故，可见这场瘟疫杀伤力之剧。为此，曹操还在建安二十三年（年）颁布了赈灾令，作了如下规定：但凡女子七十岁以上、没有丈夫儿子的，十二岁以下没有父母兄弟的，以及眼盲、手脚残疾却没有父母妻儿照顾的，都可以廪食终身”。
曹丕代汉以后，虽然战事激烈程度，较先前汉末混战时有所消减，但瘟疫这个人类的大敌，依然在不时作祟。就在曹丕代汉的那一年，荆州就发生了一次瘟疫，让刚刚战胜关羽，全取荆州的吕蒙身亡。到了黄初四年（年），曹魏治下又发生大疫一起。青龙二年，在封地行医的原大汉皇帝，山阳公刘协病故以后不久，曹魏境内又发生大疫一起，这一场瘟疫还让与诸葛瑾在江陵对峙的夏侯尚被迫还师。次年，瘟疫复作，肆虐于曹魏京城洛阳。年，魏吴合肥新城之战中，吴军方面也是因为瘟疫大作，“士卒死者大半”，所以统帅诸葛恪不得不下令退兵。不过这次瘟疫却是由于饮用不洁之水所致，大概是一场痢疾大流行。此外，在孙权发兵进军朱崖（今海南省）、夷州（今台湾省）以前，陆逊就曾上书劝阻，他的上书中就有“民易水土，必致疾疫”这种内容，可惜后来孙权还是不听，远征夷州的卫温诸葛直二将，最后在一年以后，也只能带着被热带流行病折磨的，减员十分之八九的疲惫之师，押着数千个土著俘虏返还。
结语：瘟疫，是造成汉朝统治崩溃的一大诱因，也因着汉末三国的战争、人民流离失所的困境而愈演愈烈。从桓灵时代到三国初立，人口就减少了九成，这其中，因封建时代医疗条件限制所引发的大瘟疫以及各种地方性流行病，造成的破坏要比战争的杀伤，恐怕还要大上几分。诚如曹操在《蒿里行》里所述场景，“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令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