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能作楷、草、行三体书。他传世的草书作品有《临王右军讲堂帖》《临桓温平蜀帖》和自书《梅花诗帖》三件，都收在汪应辰辑刻的《西楼苏帖》中。苏轼作草书，往往在酒酣之际乘着醉意才写一写，“醒后自以为不及”，很有些效仿张旭作派的嫌疑。他临古帖是模仿原貌，意造之趣不多，而自书《梅花诗帖》才是放浪狂肆的自运。苏轼的楷书，写得丰满厚实，体态横扁。楷书体“法”的规定性很强，要笔笔起讫分明，不容易放意地去写，对于讲求适意尽意的苏轼来说，太不自由，所以他的楷书作品如《表忠观记》、《丰乐亭记》、《前赤壁赋》都是应友人的请托才写。
苏轼写得最多的是行书。行书无严格的定式，笔势介于楷、草之间，可快可慢，流便活络；体态上可以近楷则，也可以杂草体变化多端，法度的要求比任何一种书体都要宽泛。苏轼好写行书，除了因为行书写起来不受拘束，大概也最适宜他得心应手地意造书法形象。所以，苏轼的书法才能和艺术成就，也集中地表现在他的行书作品中。
苏轼最为世人称道的书作，是他在黄州写下的享有“天下第三行书”美誉的《黄州寒食诗帖》。
元丰三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官到黄州(今湖北鄂州市),这一年他四十五岁。在黄州，名义上的官衔是黄州团练副使，却不能签办公事。刚到黄州时，连安置他的住所都没有，住在寺庙里，和僧众一起饭食。后来才筑室东坡，也很简陋，自号“东坡居士”,其实也名状了生活的清苦，心情的孤寂。他在黄州，无异于被监管起来，这是宋朝政府处分官僚的一种习见的办法。
黄州谪居生活，是苏轼仕途中的低谷，却是他艺术创作的高峰期。千古传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文学名作都写于这一时期。虽然他仍然豪放地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可是，政治上的倾轧对他造成的戕害深深浅浅地在心灵深处划下了一道道伤痕，使他歌诗賦词有所顾忌，于是借怀古、咏景、悼友、记事一类的题材来曲折地抒发胸臆。当友人索求他的近作，他还叮嘱勿视于人。所以，他在黄州的文学创作，于豪放中见出沉雄的气象。
谪居黄州的第三年春季，他在一幅高33.5厘米，长厘米的纸幅上写出了诗书合璧的《黄州寒食诗》。当时，苏轼的境遇仍然十分窘迫，从诗中可以了解到：他临江而居，在“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的寒食节，“小屋如渔舟濛水云里”,昔日与友人宴聚畅饮、欢歌经日那样的场面，已成碎梦，眼前是“空庖煮寒食，破灶烧湿苇”,尽管还没有沦落潦倒于江湖风尘之中，却已身没蒿莱，他的望阙之心枯萎了，瞻念前程，终于发出“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哀叹。凄凉的景象触于目而痛于心，情绪低落到“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的地步。
苏轼曾经说自己“生平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这时的苏轼，如果真把作诗写字当作“乐事，大概也是排遣郁闷得苦中取乐了。心绪如此低落，握管书写诗文，苏轼恐怕了无自我表现的欲望，在哀痛伤感中不经意地写去，不免漏写“病”字又补上，衍出的“子”“雨”二字尔后点去。
下笔之始，苏轼的心绪似乎有些恍惚不安，第一行写得笔画坚利瘦劲，字形也小，一反寻常信笔作书时那种“骨撑肉，肉没骨”的丰腴阔落，是少见的“瘦妙”之笔。写到第二行“年”字的末笔长竖，笔势稍稍展开，至第四行“萧瑟卧闻”处，人们熟悉的苏字笔调才呈现出来了，笔画沉厚，字形也阔大起来，而第六、七两行笔势又收敛了，行气很密。前七行笔体居然有三变，这是苏轼其他行书作品中很少见到的景观，由此可以体察出苏轼书写之际情绪的起伏不定。
但是，变化还没有结束，当他提行写第二首诗“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时，情绪似乎骤然浓烈起来，他饱醮浓墨，卧笔挥运，放意的笔姿出现了，笔画粗壮，字形转大，体势横阔，其后第十一行的“破灶烧湿苇”、第十五行的“哭涂穷”,点画分量格外沉重，似乎满腔的不平之愤夹杂着无可奈何的哀怨，通过这样的书法形式不可遏制地喷吐而出。卷末最后一行写的诗题“右黄州寒食诗二首”八个字，笔调复归卷首的收敛，很像大潮奔涌之后的平静之态。
《黄州寒食诗帖》,论诗论字，都是一气呵成，笔势由迟疑而放达，用笔由挺劲而偃卧，随着情绪的变化起伏，笔调一变再变，写到第二首诗时，情感的闸门才完全打开，书法的形态也情绪化了，字大者气阔，字小者势密，不屑求变而笔逸神飞，将诗、情书三者融成一体。苏轼作书：“无意于佳乃佳”,他写的《黄州寒食诗帖》无意中成为实践这一创作思想的经典作品。
此帖最早的赏音来自黄庭坚，他在卷后题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黄庭坚以兼得前贤诸家“笔意”为高妙，虽然符合苏轼作字的写“意”精神，却仍然陷在攀比古人的套路里，未得肯綮。在我看来，从“意”的角度而言，此帖是心境与书境浑一的杰作，生活的感受转化成了书法的意境。如果从书法的形态来评价，我们可以看到，苏轼行书的各种笔调和形式，都浓缩在《黄州寒食诗帖》之中。这才是此帖在苏轼所有书作中卓然特立的价值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