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居士”是苏轼的号，因此，中国人更愿意称他为苏东坡。
而关于苏东坡，我更愿意用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的一段话来大致介绍他：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苏东坡是宋代最著名的文艺IP，没有“之一”。因为我们这里是书法史，所以，我们还是更着重说说他“伟大的书法家”这一方面的内容。
苏轼的简单生平苏轼（-），字子瞻，初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次子。仁宗嘉祐二年进士，复举制科，授凤翔府签书判官。
（傅抱石画苏东坡像）
英宗治平中入判登闻鼓院，召试得直史馆。历判官告院、开封府推官。
神宗熙宁中，上书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出为杭州通判，徙知密、徐、湖三州。元丰二年()因“乌台诗案”系狱，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哲宗元祐间旧党当政，历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为洛党贾易等所攻，出知颖州，徙扬州。七年，以兵部尚书召还，改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二学士。哲宗亲政，出知定州。绍圣初，以“讥斥先朝”〝诽谤先帝”之罪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四年()又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
徽宗即位赦还，次年病逝于常州。苏轼一生，所历州郡多有惠政。（具体生平，可见《宋史·列传》第九十七）
我们看他的简单生平，贬了召回，召回再贬，继而一贬再贬，他这一生“功业”，以他的一首诗可作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
苏轼的书法苏轼创造的书体世称“苏体”，在书史上有较大的影响，然而他自己并无酝酿的系统追述，他的学生黄庭坚认为他“少时规模徐会稽（即徐浩）”，“中年喜临颜尚书（即颜真卿）”，“晚乃喜李北海（即李邕）”。
苏轼的儿子苏过认为黄庭坚的说法不对，他认为自己的父亲“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俗手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
由此可见，苏东坡的书法，应当是来源于对二王和颜真卿的深度学习之后的进一步创新。
苏东坡对于唐代文艺有总结：
智者创物，能者述焉。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即杜甫），文至于韩退之(即韩愈)，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他认为，到了唐代，写诗最好的是杜甫，写文章最好的是韩愈，书法最优秀的是颜真卿，绘画最好的是吴道子。他甚至认为到了这四个人之后，留给后人发挥的余地已经不大了，即所谓的“天下之能事毕矣。”
尤其是颜真卿的书法，他更有清醒的认识：
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
予尝论书，以谓锺、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锺王之法益微。
到了颜真卿，所谓“极书之变”，后人似已无路可走。但苏轼之强，正在于他能绝处逢生。
既然颜真卿之出，使得“锺、王之法益微”，那么，苏轼的办法就是“不废前人”，即不坠魏晋的遗规，振衰继绝，发场锺、王“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的旨趣，应是自己有别于颜氏的切入点。也就是说他说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苏轼的实际操作方法是在颜真卿书法中选择最适合自己性情的样本进行深度学习：楷书，他学《东方朔画赞》，行书，他学《争座位帖》。
回忆一下《东方朔画赞》：
（颜真卿《东方朔画赞》局部）
苏轼认为《东方朔画赞》“清雄”，称：
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小大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
苏轼的大楷，如《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欧阳修文）等，除字形稍扁之外，其神理确与《东方朔画赞》相似。看他的《醉翁亭记》：
（苏轼《醉翁亭记》局部）
黄庭坚云：“东坡尝自评作大字不若小字，以余观之诚然。然大字多得颜鲁公《东方先生画赞》笔意，虽时有遣笔不工处，要是无秋毫流俗。”这话有道理，苏轼的大字的确不够“工”，但贵在有”锺、王萧散简远“之味。
再回己一下《争座位帖》：
（颜真卿《争座位帖》局部）
关于行书，苏轼为啥更喜欢《争座位帖》呢？
苏轼自己说：
昨日长安安师文出所藏颜鲁公《与定襄郡王书》草数纸，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犹未免也。
“瓦注贤于黄金”，出自《庄子·达生》，意思是用瓦片作赌注要比用黄金更顺手，原因简单，因为瓦片价值低，赌徒会觉得即使输了也不痛惜，换个说法，其实就是苏轼的经典书法理论：“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本不求工，所以能工也”。
这其实就是苏轼所倡导的“尚意”书风。
苏轼人生与书法的转折点熟悉苏东坡人生经历的朋友都知道，他的人生转折点或者说“升级”点，在黄州。而最能体现他书法的“尚意”精神的，是他的行书，而他的行书得到质的飞跃，也是在黄州。
（蜡像：苏轼在黄州）
因为“乌台诗案”的原因，苏东坡在宋代不杀士大夫的政策下“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说是团练副使，实际上他在黄州仍然是一种被“看管”的状态，有职名，但不让参与公事。
大家一定还记得苏东坡有名的那首词：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
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中记有这样一则轶事：当苏东坡这首词中“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两句传出之后，“翌日黄州即喧传苏轼已挂冠挐舟长啸而去，郡守徐君猷闻之，以为州失罪人，马上派人寻找，不料东坡鼻息如雷，尚未醒来。”其中“州失罪人”一句，最可见苏东坡当时的生活境况，他其实还是被人看管的罪人。
巨大的人生挫折，使苏东坡的人生态度发生了质的改变，用林语堂的话说，苏东坡历经“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苏东坡在黄州形成了他的混合人生观。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在黄州写出了《定风波》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迈词句，写出了《前赤壁赋》雄文，写出了《赤壁怀古》这样的豪放词。
苏辙为其兄作墓志铭，称“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而不见其涯也。”黄庭坚则直接说：
东坡书，彭城以前犹可伪，至黄州后，掣笔极有力，可望而知真赝也。
黄州之后，苏轼“写意”书风成熟，他的笔力，已经不是庸常俗手能仿佛了，作伪当然也就成了不可能的事。
苏轼书法的代表作苏轼在黄州的书作中，最精彩的莫过于《杜甫桤木诗》和《黄州寒食帖》。
《桤木诗》是杜甫流寓成都时所作（即杜甫《堂成》诗），而苏东坡之所以认真抄录，应该是这首诗唤起了他对故乡景物的依恋深情（他毕竟是四川人）。
（苏轼《杜甫桤木诗》）
此帖字形瘦健，总体显得神情清癯，大有清瘦的桤木之姿，似乎也有杜甫的清癯不得志之态。审其意态，应是他未形成肥扁风格前的尝试性作品。诗后还有数句跋语，跋语笔触已稍觉轻松，益发衬托出正文运笔的迟滞和凝重。
最精彩的，当然是《黄州寒食帖》，关于这帖，曹宝麟先生这段评论非常精彩，我原文照录过来，以备学习：
此贴多勾乙添补，自能看出属稿的性质。
其一“兴”得平淡，诗意地只寻常，因病而错失花期，可谓是书生习气，并无警策，所以至诗结束，书法也末见跌宕。其二初始便由风雨飘摇、小屋如舟引出身世之感，笔势也随之摇曳奔放。生活的艰辛困苦，使他感受到放逐的切肤之痛，“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一联，字形突然由小变大，使人感到情绪如破闸之水，激射而出，其势欲排山倒海。看乌鸦街纸才依稀记起今天是纪念介之推的伤心日子。想当年晋文公欲用介氏而误把他烧死，这与自己无端受到猜忌不是十分相似吗？
“君门深九重”，不能扣帝阍而剖白固为古来忠荩之士共同的悲哀，但“坟墓在万里”却是私门的莫大不幸。铩羽之翅，又岂能飞越祭扫？欲效阮籍之猖狂，只恐死灰屡溺，再也不可能复燃了！“哭途穷”三字，横空突兀，如乐章奏响了曲终前的最强音。全曲在一派肃杀的气氛中结束，但馀音绕梁，三日不绝，在观者心中造成的震荡久久难以平息。
诚如曹先生所言，《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兰亭序》和《祭侄稿》后的“天下第三行书”，这—推崇世无间言。
（《黄州寒食帖》之1）
（《黄州寒食帖》之2）
（《黄州寒食帖》之3）
（《黄州寒食帖》之4）
（《黄州寒食帖》之5）
三贴的共性，即无一不是稿草。他们正是在无心于书的创作状态下任情恣性地挥洒，才不期而然地达到了最佳的感人效果。
本帖的两笔长竖“苇”作折钗，“纸”作悬针，确如黄庭坚所言“掣笔极有力”，而且也起到了调节律动的妙用，但我想，如果没有“意”的不可遏止的流宕，这两笔必定因他平时的不能悬手而显得拖沓。
(苇）
（纸）
《黄州寒食诗》是苏氏书法中最为精彩、最为杰出的一件作品。它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它是出世和人世、“尚法”和“尚意”撞击下迸发的石火电光，稍纵即逝且不可能重现。
黄庭坚说：“东坡此诗似李太白，但恐太白尚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诚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之，部分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归原版权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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