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禹锡、杜牧看中晚唐咏史诗的新与变
摘要：咏史诗在经历了漫长的孕育与发展之后，到中晚唐，大量优秀作家作品不断涌现，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并形成了咏史诗发展高潮的局面。本文旨在透过刘禹锡、杜牧等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
作家的创作分析这一时期咏史诗的新与变。
关键词：咏史诗刘禹锡杜牧拓展与创新
正文：
谈咏史诗的发展，首先要谈咏史诗的具体内涵。狭义的怀古诗和咏史诗是有时不大容易区分的两类诗。大体上说，怀古诗是就能够引起古今相接情绪的时地与事物兴发感慨。咏史诗则无须实际事物做媒介，作者直接以史实为对象，抚事寄慨。由于两者都是咏古，又时有交叉，界限并不很明。
广义的咏史诗是包括咏史诗和怀古诗在内的咏叹史实、感历史风云变幻的之作和怀古叹今、兼及褒贬与讽喻的喻世之作。即所谓“咏史诗”和“怀古诗”的总和。表面上看，二者似乎有重叠冲突之处，其实不定然：前者重在咏叹历史，一般针对某一特定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成败抒发自己的见解；后者重在抒发情怀，一般借用某一个或几个方面与现世有相似之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来指谪时弊或抒写特殊境遇。本文主要就广义上的咏史诗来进行分析和探究。
谈中晚唐的咏史诗发展，首先要谈中唐、晚唐咏史诗的代表性人物。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咏史诗创作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咏史诗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占重要地位，在中晚唐时期得到了很多名流的赞赏以及后世的肯定。晚唐时创作咏史诗的作家很多，现存诗作数量也非常大，（约有余首）但就成就以及影响方面而论，能与杜牧相比的却并不多。杜牧咏史诗以独特的艺术风格以及高超的七言咏史技巧在晚唐“抑郁悲凉”的基调中独树一帜。此外，中晚唐另有一些作家的咏史诗也别具特色，文中也会对部分提及并作简略分析。
一、从数量上看中晚唐咏史诗的发展
一般认为，咏史之作滥觞于《诗经》，至东汉班固的《咏史》，真正可称为“咏史诗”的诗歌作品才出现。至西晋左思的《咏史》八首，开创了借咏史以抒怀的先例，为咏史诗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到了唐代，经过初唐、盛唐一批优秀诗人的不懈努力，咏史诗有了较快的发展，到中唐、晚唐，由于特定的历史以及诗歌创作有了深厚的积淀等原因，刘禹锡、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大批诗人都参与了咏史诗的创作，形成了咏史诗的繁荣景象。
据统计，唐代以前保存下来的咏史诗总数是50多首，而整个唐代咏史诗共首，其中初唐52首，盛唐首，中唐首，晚唐首，其中中唐、晚唐咏史诗数量占包括唐代以前的咏史诗总数的80%以上；另外，咏史诗在各个时期全部诗歌总数中所占比重也总体趋于上升，初唐咏史诗占1.9%，盛唐2.3%，中唐1.2%，晚唐6.8%，由此可见，咏史诗在中晚唐——尤其是在晚唐——得到了极大发展，并达到高峰。
此外，咏史诗的发展还经历了从边缘向主流靠近的历程。唐代以前的咏史诗现存仅50余首，且分散于各个时代的不同作家，由初唐、盛唐到中唐，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加上个人境遇的不幸，越来越多的诗人参与到了咏史、怀古诗的创作中来，这不仅在诗人数量上由大的发展，而且在个体诗人的创作上也由突破。唐代以前的咏史诗共存50余首，而仅刘禹锡一人就有60余首，杜牧相对较少，但亦有40首左右。咏史诗创作的集中不仅利于数量上出现突破，而且于诗歌技法的成熟也是有利的。咏史诗创作时间、数量的集中，加上创作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在所有诗歌创作中所占比例的直线上升，（到晚唐时占6.8%）正说明了咏史诗正在由诗歌的边缘逐步进入晚唐诗歌的主流。
二、从刘禹锡的创作看中唐咏史诗的开拓
刘禹锡的咏史诗创作涉及多种体制，有五绝、五律、七绝、七律以及五言中长篇咏史诗，其咏史诗数量约占其全部诗歌的8%，如此比例，在同之前和与他同时代的所有诗人相比都是罕见的。与刘禹锡同时代的白居易曾这样盛赞他：“鼓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能得乐天如此推崇，大概就“在于其咏史怀古之作能发前人所未发，自成一派，并给后世诗人以重大影响”。纵观其咏史之作，刘禹锡为咏史诗的发展主要做出了三个方面的突出贡献：
首先，从形式上看，刘禹锡注重诗歌体式的选择，开创了咏史七绝的新体式，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刘禹锡所涉及的诸多咏史诗体制中，咏史七绝为诗人首创，在其手中肇端，亦在其手中取得巨大的进步。刘禹锡咏史七绝不仅数量较多，而且流传甚广。
如《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石头城》是刘禹锡最有特色、成就最高的咏史诗之一。作者把自己的感觉与潮水和明月连在一起，让潮水感知石头城之寂寞，让明月窥石头城之荒凉。诗歌以不变衬有变，以颓败比繁荣，体现了历史兴亡的不可逆转，显示了作者的高超手笔。
又如《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两首诗都是借描写金陵六朝遗迹而抒发人世兴亡之感，融铸着诗人感伤时变、繁华不再的的忧郁情怀，含蓄蕴藉而情味浓郁。合情、合韵，琅琅上口，在某种程度上是刘禹锡咏史诗作品的最杰出代表。对其后诗人如杜牧、李商隐及更晚的周邦彦（北宋）、萨都剌（元）等的创作都有较大甚至直接的影响。是咏史诗创作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其次，从题材上看，“金陵怀古”作为一个咏史专题，最先起源于刘禹锡。
刘禹锡这一专题的代表作品是《金陵五题》。《金陵五题》是一组借六朝故都金陵遗迹来总结历史教训的诗篇。经考证，诗人创作此组诗时尚未到过金陵，五首诗全凭想象虚构而成。即便如此，组诗的第一首《石头城》便让白居易“掉头苦吟，赞叹良久，且曰：‘《石头》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白居易的这番感慨，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其诗歌确有过人之处。诗人自己也毫不客气，颇为自得：“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辜乐天之言耳。”事实上，《金陵五题》中的《石头城》、《乌衣巷》不仅在“金陵怀古”专题中独领风骚，也是堪称整个咏史怀古诗的绝唱，是咏史诗发展历程中的一座高峰。是刘禹锡对咏史题材的一大拓展，也是对古代诗歌的继续发展的一大贡献。
第三，从思想上看，刘禹锡赋予了咏史诗丰富的哲理韵味，深化了咏史诗的内涵。
《蜀先主庙》作于夔州，诗人盛赞刘备富英雄气概，得相开国，知人善任，三分天下以兴复汉室，但怎奈生儿不贤，终究使蜀妓舞于魏宫，几十年功业毁于一旦。在盛与衰的对比转化中阐释天下兴亡之理。同时也似在警告当权者，治理国家不仅需要能士贤臣，也要求国君要勤政开明，否则就会有重蹈故蜀覆辙之忧。
如《金陵怀古》：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芳州青草绿，幕府旧烟青。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一句“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道出了天险不足恃，社稷兴衰“在德而不在险”。
又如《西塞山怀古》；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一句“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向人们深刻揭示了山川的险阻不能决定一个王朝的兴废的道理，决定兴废的是比山川更为重要的“人事”。这也是作者再一次强调兴废在于转眼之间，需要当权者慎重对待。
这些咏史诗较之以前的作品，不再仅仅是咏史叹史，或简单的借古喻今，而是掺入了更多的个体主观认识，将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可以说是对咏史诗继续发展的一大贡献。
三、从杜牧的创作看晚唐咏史诗的盛世
杜牧是一个有独特创作风格的作家。他不仅注重作品的思想、立意，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词彩章句为之兵卫”，而且也十分重视行文技巧的谈索，提出“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其诗立意高远，内容充实，尤其是七绝咏史之作，更得“二十八子论史”的无上褒奖。晚唐咏史诗数量在首以上，杜牧咏史诗虽然只区区四十来首，但凭借气超凡的才气和独到的洞察力，亦足以技压群雄，成为晚唐最优秀的咏史诗人。
透过杜牧的创作，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咏史诗在晚唐发展的新与变。
首先，遣词用典中暗显咏史盛世风范。这一点在多用熟典、避用奇丽之词体现较为明显。
杜牧自称“本求高绝，不务奇丽”，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求高绝”，乃求立意之新颖、高远与奇绝；“不务奇丽”，实不务典故、辞藻之新奇、生僻与华丽。这一点，是可以从杜牧诗中观察、总结出来的。如《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儿。
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对于项羽的自刎，历史似乎褒贬不一，但对于楚汉胜败的走势，却不是这样。《史记》立项羽于“本纪”，说明司马迁对项羽的敬佩，而其中也难以掩饰地包含着一份英雄末路的悲壮，敬仰之情可见一斑；唐人胡曾的《乌江》首句便指出项羽“势已倾”。似乎对项羽的成败走势已盖棺定论了，但是杜牧此诗却一反世俗看法，前两句依“胜败兵家不可期”，据理力争，说明胜败乃兵家常事之理，语句中包含了对项羽未能如真正男子汉一样“包羞忍辱”、败而不馁，此已突破前人敬佩项羽、缅怀项羽之常调；后两句认为江东弟子人才济济，项王若返江东，他日东山再起也并非没有可能，全诗简单选取一个为人熟知的历史故事，将眼前之败与长远之胜作对比，突破了必败的常论。立足古人，又比古人看得更远，提出了新的有力的论调，可以说是无一奇字却立以新奇。
又如《过华清宫绝句》其一：
长安回望绣成堆，千顶山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用的是唐玄宗给杨贵妃送荔枝的这一熟典，语出平淡，但含义深刻。还有其二、其三以及其他的诗作（如《赤壁》等）几尽如此。这也体现了在咏史盛世之中，诗人无须奇语、奇典，亦出奇意。
其次，咏史七绝独步诗坛，独领风骚。
咏史七绝源于刘禹锡，兴于刘禹锡，但真正将咏史七绝推向高峰的还是杜牧。杜牧作咏史诗与刘禹锡不同，刘禹锡的创作涉及多种体式，近体古体皆有较高造诣，而杜牧几乎不用古体，五言也很少运用，大量采用七言，其中以七绝为最多，成就也最高。他的创作的辉煌，也让咏史七绝走上了发展的高峰。
如《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借慨叹周瑜因有东风之便取得成功、抒发自己怀才不遇情怀。
又如《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即景抒情中带上历史的慨叹，似叙还议，言近旨远。
再如《提桃花夫人庙》：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
至息竟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
步步深入，态度鲜明，不露讥刺而见解独到。这些诗作无不构思新颖，诗意高绝，才气横溢，风格爽俊。也无怪乎后人冠之以“二十八字史论”的美名。
咏史七绝的成熟与兴盛，是晚唐咏史诗发展的一个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标志，它只是咏史花丛中光彩夺目的一朵，以咏史七绝为代表的晚唐咏史诗在杜牧、李商隐等一大批诗人的推动下达到了发展的高潮。
第三，重于讽今，突出咏史诗的现实针对性。
咏史诗中有一部分是借古讽今、针砭时弊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当权者对现实问题的重视，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如果这一部分咏史诗没有引起当权者的足够重视或表现太过委婉，当权者就有可能不会予以重视或采纳，那么，他们就失去了其原本的作用，也就只能停留于纸上，供人玩赏。咏史诗的创作，从左思的《咏史》，到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乌栖曲》，杜甫的《八阵图》、《咏怀古迹》，再到刘禹锡的《金陵五题》、《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除少数几首以外，绝大多数都或讽世太过委婉含蓄，或止于抒发个人忧愤，概不如杜牧咏史诗现实针对性之强烈、直露。
如《过勤政楼》：
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
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
“勤政楼”，《唐会要》卷三十如此描述：“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本是唐玄宗时代作为盛世的标志，但可惜昔日繁华，已如“千秋节”一般只有“名空在”，似“承露丝囊”今世已无，昔日“勤政务本之楼”，而今却被遗忘冷落，独任苔藓滋蔓。不仅直讥当朝先祖，言辞冷峭，而且也正似在借玄宗向当权者发出警告：忘楼事小，忘勤政务本事大。
又如《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通过玄宗给杨贵妃送荔枝以博其“一笑”，深刻地揭示了玄宗的骄纵和昏昧，其二“舞破中原始下来”和其三“云中乱拍禄山舞”，更是活化了安禄山的献媚邀宠、忸怩起舞的丑态，尖锐批判玄宗养虎为患并最终自食恶果。可以说，其诗无不对比鲜明，笔锋犀利，讽刺批判之意满溢于外。咏史诗到此不再隐晦，更不局限于自身的不幸与忧郁情怀的流露，诗歌不再停留于文本，其现实针对性得到了大大加强，这也是咏史诗发展中的一大飞跃。
四、从意象与意境中看中晚唐咏史诗的新变
有学者认为：在咏史诗的创作中,传统的咏史方法是对史实的追叙与评述。而中晚唐咏史诗突破先唐及初盛唐时期“传体”、“评体”等咏史模式,开始注重诗歌意象的运用及意境的创造。
首先，水、月、烟等意象的大量使用凸显现实世界的衰败，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意象的“立体组合”。
晚唐时，李唐王朝步步衰落，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现实的衰世、乱世。中晚唐诗人们在社会衰败面前,感到迷茫和失措,激荡在初盛唐诗人心中的那种济世热情也随之为历史兴亡的感慨所替代。
在这一时期，水、月、烟等成为咏史诗人笔下经常出现的意象。水以其长流不息象征着无情，也象征着诗人涌动不尽的愁绪；月代表着永恒与冷漠；烟则以其朦胧的特点象征着抒情者情感世界极度的失落与迷茫。它们一方面反映着时代气氛在诗人心灵世界里所投下的情绪暗影，另一方面，它们又是诗人以物象描述取代史事述评的手段。
综观中晚唐咏史诗中普遍使用的上述三类意象，它们实则是一个立体的组合。地面动的水，天上静的月，空中缥缈不定的烟，在由这三种意象所组成的广袤空间中，除了虚空与缥缈不定之外，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是实在的、可以让人把握的了。于此，咏史者心绪的悲凉和绝望亦显露无疑。这种特点在水、月、烟数个意象同时出现的诗篇里反映得尤为明显。
如无名氏的《骊山感怀》:
武帝寻仙驾海游,禁门高闭水空流。
深宫带月年年色,翠柏凝烟夜夜愁。
这首诗以汉喻唐，咏汉武帝驾海寻仙不在深宫问政之事，完全隐去了对史实细节的叙述，而借汉武帝常去游乐之地的空山有待、流水寂寞及月笼深宫、烟凝翠柏等物象，以抒写诗人心境的灰暗及对大唐国运的隐忧。
其他如郑谷的《石城》：“帆去帆来春浩渺，花开花落春悲凉。烟浓草远望不尽，千古汉阳向夕阳。”韩偓的《吴郡怀古》：“人之建业空城古，花落西江春水平。”刘沧的《经炀帝行宫》：“残柳宫前空露叶，夕阳川上浩烟波。”卫万的《吴宫怨》：“君不见吴王宫阁临江起，不见珠簾见江水。晓气晴来双阙间,潮声夜落千门里。勾践城中非旧春，姑苏台下黄尘起。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等等。这些诗句都是将水、月、烟几个意象合用，来抒发诗人或悲愁或哀怨的情绪。这些以自然形态存在的物象一旦进入咏史者的视野，大都被人格化了，物变成了情的载体。它们在性质上既有其共同之处，在结合方式上亦以其水乳交融而显出了中晚唐咏史诗的独特风貌。晚唐诗人张继有一首《华清宫》句句感慨，直到诗的末尾我们才知道，原来是温泉之水感慨最多最深，他说“只今惟有温泉水，呜咽声中感慨多。”水在这里已经完全变成了勾连古今、承载史实与诗思的载体。
其次，中晚唐咏史诗在意境创造中“实境”对“虚境”的开拓
从结构方面来看，意境有“实境”和“虚境”之分。实境是诗人经真切感知后在诗里作出逼真描写的景和境，虚境则是由实境诱发和开拓出来的审美想象空间。宋人梅尧臣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这也说的是意境须由虚实相生、以有限表达无限的道理。
如杜牧《登乐游原》：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
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
远望，渺远的天空一望无际，飞翔其中的孤鸟从视野中逐渐消失；近看，汉家五陵裸陈于荒凉的原野之上，秋风吹过，一片空寂、萧瑟。这是诗歌所传达出的实境。昔日汉家帝王雄视天下、冠盖如云的辉煌呢?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不也曾以国力强盛、霸业有成而称雄一时吗？而现在，他们的鸿业伟绩竟也象那孤鸟一样凄凉消逝了。盛唐呢，它昔日的强盛和西汉帝王所曾拥有的辉煌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曾让多少人引以为荣，但它现在的景况和这“五陵无树”而秋风又起的情形又何其相似！诗人通过强盛辉煌与衰败荒凉的鲜明对比传达其痛切哀惋之情，全诗的意境结构十分明显。借助这样的实境对虚境的开拓,既能引起读者对大汉繁华景象的想象,对历史变迁的洞察体悟,又能感受到诗人对大唐社稷日渐黄昏的无边忧虑及因之产生的愁绪。
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弛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合。”意境所提供的物象之外的艺术空间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从而使诗歌意出言外，言近旨远，有了强烈的空间美。李郢的“清洛但流呜咽水，上阳深锁寂廖春”（《故洛阳城》），储嗣宗的“秋风解怨扶苏死，露泣烟愁红树枝”（《长安怀古》），等都体现了中晚唐咏史诗意境创造上的这种特点。
中晚唐时期咏史诗中水、月、烟为主体的“衰飒”意象的出现，不仅为此时期咏史诗意境的创造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是对咏史诗创作手法的丰富，其意境创造上的注重“实境”对“虚境”的开拓，更使得此时期的咏史诗充满了意出言外的暗示性与空间美。
总之，咏史诗在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以后，在中晚唐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刘禹锡、杜牧等特别优秀的咏史诗人的大力推动下，在多个方面得到了拓展和提升，成就了中晚唐咏史诗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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