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瑞图墨迹遗存里，除了自作诗以及少量的题记类作品外，多数是书写前人诗文。笔者据《中国书法全集·张瑞图卷》对张瑞图书前人诗文做了一番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由此表可见，在张瑞图书写前人诗文的44件作品中，仅杜甫一人便有13件，几近三分之一的量。何以会如此？是否也有上节中所谈及的那层因缘？在对此尝试作答之前，让我们先就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略作疏释。
关于张瑞图书作在题材上的偏嗜，张氏书法全集编写者刘恒曾有这样的言说：“崇祯二年以后，张瑞图一直居住在晋江家中，过着寄迹山林、放情诗酒的隐居生活。在书法作品中，他多次书写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米芾的《西园雅集图卷》、王绩的《答冯子华处士诗》、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以及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杜甫等人的诗歌，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张瑞图此时的生活和心境的反映。”
又说：“张瑞图在因魏忠贤‘逆案’而获罪后，心中充满了悔恨和屈辱之情。在这以后的潜心佛学，不仅使他在精神上找到寄托和安慰，同时，禅学所主张的淡泊适意和陶渊明的归田避世思想结合在一起，也使他的书法风格从极意恣肆一变而进入萧散宁静的境界。其晚年所作多为行楷，所书内容多为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杜甫等人歌咏山水或记录隐居生活的诗文，而且形式技巧力求简单自然，盖缘于此。”
的确，由于名陷“逆案”，在生命的暮年，张瑞图着实承受着巨大的身心痛苦与良知折磨，创作上倾向于那些放情田园山水或记录隐居生活的题材是不难理解的。研究张瑞图饶有意趣之处，很多时候就来自我们对于张瑞图尴尬处境以及这一处境下其人之心迹与其书法创作之间关联的不断求索。
但是，情形似乎并不是刘恒所论那样的直接明了。被刘氏认定作为张瑞图崇祯二年以后“生活和心境的反映”的《桃花源记》、前后《赤壁赋》《醉翁亭记》等作品，不少作于崇祯之前的天启或是更早的万历年间(如《桃花源记》作于万历四十三年，前后《赤壁赋》分别作于天启三年、四年、六年，崇祯九年虽有《醉翁亭记》之作，但在天启七年时已先有作)。
在可以准确系年的作品中，只有王绩的《答冯子华处士诗》确乎是作于崇祯二年之后(崇祯六年)(参看《中国书法全集·张瑞图卷》所附图录目录)。这样看来，如果我们承认创作题材的偏嗜的确可以反映书家的心理走向的话，那么应该说在崇祯二年之前，也就是在张瑞图获罪之前，就已经有了退隐遁迹的心思。
我们由此亦可窥见，他的“悔恨与屈辱之情”,并非只在获罪后才有。明白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在魏忠贤气势正焰的时候，他却总是有意的退避，虚与委蛇了。张瑞图有他的底线。由此我们也才得以明白，张瑞图的悲剧，更多地属于一种性格上的，而不是品质上的——当阉党嚣嚣之际，其人因畏怯而依附，又因依附而焦灼，心思之苦是不难想见的。所谓“人品颓丧”云云(清人吴德旋语)，就像朱以撒先生说的那样，“真是难以洗刷”。
因此，倘若你以为张瑞图书《醉翁亭记》《赤壁赋》等等放情山水、诗酒之作，便是真能处淡、处虚了，那不免是一种误会。好比《坛经》,它的许多言论超脱飘洒，而它所植根的却是充满动乱与辛酸的中唐社会，因而论者往往以为《坛经》的洒脱不过是含泪的微笑罢了。对于张瑞图，我以为也应当作此解会，方能有所契入。
他书法创作中对杜诗的一贯偏嗜，似乎正可以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沉潜的张瑞图。
上表所列张瑞图书杜甫诗13件分别是：《草书杜甫渼陂行诗卷》《草书杜甫饮中八仙歌诗卷》《草书杜甫秋兴诗卷》《行书杜甫野望因过常少仙诗轴》《行草杜甫题玄武禅师屋壁诗轴》《草书杜甫江畔独步寻花诗轴》《行书杜甫洗兵行诗句轴》《草书杜甫饮中八仙歌等二首卷》《行书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句轴》《草书杜甫夜宴左氏庄诗轴》《行草杜甫早起诗轴》《行书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轴》《行草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诗轴》。
在以上张氏所书杜甫诗作中，除了《草书杜甫渼陂行诗卷》为张氏早年临写之作外，其余均为其自主创作的作品。诚然，这其中亦有《行草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诗轴》、《草书杜甫夜宴左氏庄诗轴》那样较为纯粹的游宴之作，但大多是诗人于安禄山将反或是安史之乱后所作的满是沉雄勃郁之思的作品：《秋兴》诗(按即《秋兴八首》,张瑞图书其中二首)，代宗大历元年作；《题玄武禅师屋壁》,代宗宝应年间作；《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宝应元年作；《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肃宗乾元元年作；《早起》,肃宗上元二年作。
这些作品，或是恋阙怀乡、或是羁旅孤愁，是如屈骚般“心挂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的结晶体。哪怕是像《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偶露清狂野逸之态，如《题玄武禅师屋壁》之暂作尘外之想，你仍能从字里行间看出诗人在寂寞中体验忧患人生的一副血橙之心。
至如作于玄宗天宝年间的《兵车行》,其“下悯万民”之意乃为读者所熟知，自无需多言；而《饮中八仙歌》将八位不同社会阶层的饮者狂放的一面集中起来，诗人以一双醒眼看八个醉人，以错愕和怅惘的心情面对着一群不失为优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状态，从而，使我们由其中察觉到那与众不同的生疏信息，即一种乐极哀来的心情。
不难想见，张瑞图所以属意于杜诗，正是试图借杜诗寄托其心迹，也希望后世能由于观览其书法的同时而知其心。渴望世人的理解，应该说是正是像张瑞图这样身陷两难之境者最大的心愿。倘若我们再将视角往下延伸一些时候，我们还能看到与张瑞图心思相类而处境之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钱谦益、王铎——一面是故宫禾黍的悲哀，一面是一身事两姓的痛苦，二者交相煎熬，郁郁之怀无时能已。
而他们也正是透过杜诗来陈其衷曲：钱谦益晚年“老归空门，拨弃世间文字”,唯独对杜诗“护前鞭后，顾视而不舍”,耗费巨大心力注杜，成就了杜诗学史上极为重要的《钱注杜诗》;王铎则大量书写杜诗，其书作除自作诗及临古人法帖外，多数是杜诗。钱谦益、王铎身处窘境的表达方式，不正可以作为我们观照张瑞图的借镜吗？杜甫“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北宋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语)，而张瑞图之书杜甫诗，不也当作如是观吗？
也还值得一说的是，张瑞图书法特有的那股郁勃奇崛之气正宜于表现沉郁顿挫的杜诗。
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有云：“书贵瘦硬方通神”,倒也像是可以施诸张瑞图的书法呢！